湖南的前世今生[修改稿]: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

湖南的前世今生

　　说起湖南，倒也历史悠久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当年黄帝先生四处旅游，就曾“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这个帝喾，据说是黄帝的曾孙、尧帝他老爸，祝融嘛，书上说：“楚，祝融后也”，南岳第一峰，就名祝融。再后来大禹篡位，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疑”即今九嶷，“零陵”嘛，早几年还叫“零陵”，不过现在已改叫“永州”了。禹开九州，“淮海维扬，荆衡维荆”，今之湖南，古荆州之地也。夏而殷、殷而周，周王室微，然后有楚。周夷王时，祝融先生的第N代孙熊渠趁着中央政府管理乏力，自立为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不过当时的楚国想来很小，大概现在的湖南只有那么一小块属楚吧（湖北的兄弟爱说湖南人不是楚人，若是指的这个时候的楚，倒也有些道理）。到了楚庄王（就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那位）观兵周郊问鼎中原的时候，楚国的版图就大了起来，大概已经包括湖南的一大块了。当然，在楚国最强大之时，恐怕不仅两湖，连两江、川、豫等地都包括了（所以刘、项并非两湖人氏，也都自称楚人）。之后秦统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南方地广人稀，偌大一个湖南只设了个长沙郡（湘西一带当属黔中郡）。汉以其郡太大，遂立长沙国，辖现湘东、北，另置武陵、零陵、桂阳三郡，辖现湘西、南。这个时候，湖南已经不是蛮荒之地了，三郡一国，在西汉全盛时期人口超过了七十万，当然，相对于全国总人口（六千万左右）仍然微不足道。汉末，长沙国除为郡。三国时湖南全境属吴，吴分长沙立湘东、衡阳、安成郡，分武陵立天门郡，分零陵立始安、邵陵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属荆州（始兴、始安后属广州）。西晋末曾在湖南设湘州，东晋末并入荆州，至宋武帝刘裕，再设湘州，辖十郡，之后直到陈灭，这个大体涵盖了湖南全境的湘州存在了两百多年。也许，中国有“湘人”的概念就始于此时吧？隋改湘州为潭州，置潭州、永州总管府，又改易郡州，湘南有衡山、零陵、桂阳，湘北有长沙、巴陵、武陵、沅陵、澧阳等。唐分天下为十五道，湖南大部属江南西道（湘北属山南东道、湘西属黔中道），有岳州（巴陵郡）、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澧州（澧阳郡）、朗州（武陵郡）、道州（江华郡）、郴州（桂阳郡）、邵州（邵阳郡）、辰州（卢溪郡）等，并置了湖南观察使，辖区虽与现在的湖南省有些出入，但“湖南”之名，应该始于此时。五代时湖南大部属楚，所谓“马王”，就是这时的楚王。宋时分湖南为荆湖南、北二路，大致分辖现湘东南和湘西北（加湖北部分）。因宋朝疆域蹙狭，尤其南渡以后，湖南成了腹地，面积、人口近“天下”十一，文化也空前繁荣，显然此时之湖南，已非复“吴下阿蒙”矣！蒙元海内划一，天下一家，两湖两广（部分）加海南给合起来成了“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湖南被划为十几条“路”，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等路属江南湖北道，天临、衡州、道州、郴州、宝庆、武冈、桂阳等路属岭北湖南道。明初划出两广，但仍保留了“湖广”的省名（湖广布政使司）。万历二十八年，“帝以楚地辽阔”，析湖广置偏沅巡抚，辖湖南地。“清初因之。康熙三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雍正二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并归湖广总督兼辖。”至此，湖南省基本定形，省名、首府、疆界均沿用至今。

　　从历史地位上来看，湖南在宋以前可以说无足轻重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上古时期，“中国”甚小，湖南地处“四夷”，为“要服”之地，境内人烟稀少、文化落后，乃有名的流放之所。即使到了西汉全盛时期，贾谊谪居长沙，尤赋《鵩鸟》、惧“寿不得长”，可知湖南当时不是什么好地方。按说两宋要好些，但事实上湖南在宋代也还是谪戍之地，境内“峒蛮甚夥”，很不安宁，虽然因为“山饶材木、地多金铁、土宜谷稻”，“赋入稍多”了，但也还远谈不上“物阜民康”。那个时候江浙一带乃“天下粮仓”——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也，湖南之钱谷较之江西都有所不及，自然更是远逊江南“鱼米之乡”了，人口自然也少得多，人才更是少得不成比例。湖南地位显著上升的转折点是明初：元明之际，湖南被兵最烈，人口顿减（民间传说朱元璋为剿陈友谅曾“血洗”湖南，将湖南人赶入一丘大田里，就留了这一丘田的人，其余的全杀了），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湖南一片荒芜。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招抚流亡、放还奴隶、劝课农桑、鼓励开垦等，并且对湖南进行了大规模移民。这就是所谓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湖北、安徽。因江西等地本较湖南开发，大量移民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湖南人口的整体素质，也使大量的土地得到开发，特别是湘北洞庭湖区及周围平原地带的开发，使得湖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地。由于这时江浙一带的良田已改种棉花，加之人口稠密，粮食已不能自给，反仰食于江西、湖广，因此民谚就变成“湖广熟，天下足”了，到了清朝，这句话甚至出现在了康熙的“上谕”上。明末清初，湖南又重复了一遍战乱、招抚、恢复的过程，清政府也同样采取了奖励垦荒、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样收效显著。如果说明以来湖南还是在追赶江西的话，入清以后则湖南已开始后来居上了：终明一代，湖广人口都不及江西，可到清末，从湖广分出来的湖南一省的人口已经超过江西近一倍！我想清以来湖南的崛起、江西的没落，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农业社会，有人口就有钱粮、有赋税、有兵源、有人才，也就有地位，因此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湖南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农业大省，想没有地位都难。但是如今进入工业社会了，不仅工业，连第三产业都已远远抛低农业，而湖南前些年还在强调“农业大省”、“农业强省”，结果三个产业都不景气，湖南欲维持其在全国的地位不下跌，其可得乎？势不能矣！好在这几年的政策方向有所改变，最近又有了“泛珠9+1”和“中部崛起”的概念，重振湖湘雄风，廿余年后，其庶几乎？

　　历史嘛，都是由人构成的，既说湖南的历史，自然不能不提湖南的人文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远古时期，生活在湖南一带的部族有三苗、百濮与扬越等，这些部族应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至于这些文化的留传对后世的湖南人有多大的影响，这就比较难说了，应该来讲还是有的吧。虽然古代的楚人自称“蛮夷”，但那时的湖南应不至于太蛮荒。我们说的“三皇五帝”，就都是楚国建立以前很久的事。但这“三皇”中的地皇炎帝（神农氏）和人皇黄帝（轩辕氏）就都来过湖南，其中关于神农氏的传说还挺多，如“嘉禾”的地名就来自“天雨粟”的神话，说“神农拾之以教耕作”，又说神农氏因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茶陵（今炎陵）。这当然只是传说，但炎帝部落生活在湖南一带，则不是没有可能。“五帝”中的舜帝则据说是为了远征三苗而来的湘南，“大救星”毛的家乡韶山据传就是因为舜曾在此演奏过“韶”乐而得名。舜死于苍梧后，又有“二妃哭舜”的传说，湘江特产“湘妃竹”据说就是她俩的血泪滴成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屈平放逐自沉汩罗”的故事可就有史可考了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楚国发源于江北（大概在今江陵至武昌一带），不过鼎盛时期其国界曾“南至苍梧”，因此，湖南特别是湘北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如果撇开楚国不谈，湖南人在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有影响的政权。不过楚国还是可以算作湖南人自己的政权的，因为两湖地区在历史上合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分开的时间要长得多。除了楚文化，随着秦、汉的统一，中原文化对湖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湖南的经济文化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从马王堆汉墓中不难看出。东汉时期，湖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名人——蔡伦，一个发明了造纸术，并且“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的科学家，虽然他只是一个太监。

　　然自魏、晋迄于唐季，中古数百年中湖南之人文虽不能说一无可言，亦殊无亮彩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人物倒也稀稀拉拉地出了几个，如三国的几个将相：黄盖、桓阶、蒋琬、虞授等，唐代的一批文学、艺术家：王磷、刘蜕、欧阳询、怀素、李群玉等，但比之中原地区、邻近的江西、江南等地，实在是差得太远，也没有形成什么地域性的文化。湖南的特色在于各类“蛮”比较多，平原地区因“蛮”、“夏”杂居，人文风俗跟汉人差不多，广大山区却与汉人“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时至今日，虽然少数民族已经汉化不少，但就是像我的家乡这样的汉族地方，也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当然也可能跟后来的移民因素有关)。五代时湖南曾自成一国，即“马楚”，但马氏系河南人，因此“马楚”乃“外来政权”，“朝中”虽有李宏皋、徐仲雅、周行逢等几个湘人，也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马楚”时期湖南贸易比较发达，尤其盛产茶叶，靠卖茶叶居然“遂致一方富盛”，拿现在的话，湖南当时虽不是“文化大省”，倒算是“经济强省”。当然，湖南的湘西等山区一直以来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比如“梅山文化”等，这些文化源远流长，也是很值得发掘、考证一番的。

　　宋时的中国乃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湖南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不拔尖，但比之前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湖南本是一方沃土，一旦得到开发，人口也就迅速增长起来（据史料，北宋末湖南人口曾达五百多万，当时全国人口约为四千五百万），因此文化教育方面也蓬勃发展起来。北宋四大书院，湖南掩有其二（岳麓、石鼓），充分显示了湖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两宋时期讲学盛行，一些知名的学者就是通过书院向听众宣讲自己对儒学的理解，从而形成各种“学派”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就是在宋中叶开始形成，并在南宋被发扬光大的。所谓“湖湘学派”，也就是宋代从湖南的书院里产生的。“程朱理学”的程指北宋的程颢程颐、朱指南宋的朱熹，因“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二程又“受业周氏”，所以“湖湘学派”尊道县人周敦颐为理学宗主。“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指的就是这位讲太极的“濂溪先生”。我比较欣赏周敦颐，倒不是因为他的“太极阴阳”讲得如何玄妙，也不是因为他的《爱莲说》写得如何精炼，而是觉得他这人实在不错。我看《宋史》，看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便不免击节赞叹，看到“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便要自豪一番：此人不愧我湖湘之人杰也。周敦颐没有做过大官，这阵不正放《大宋提刑官》吗，老周同志最大也就做过这种官，但是做得很不错：“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此真古之君子也，很可以为我湘人之榜样。可惜宋时的湖南，周敦颐乃一枝独秀，前后知名数人皆莫得与比肩矣！而这时的邻省江西，却正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与濂溪相侔甚或略胜一筹之人物可谓所在多有，一派“群星璀璨”的景象。

　　南渡以后的湖南，也还有几个像样的人物，如那以儒生帅边抗金十年的赵方、作岳飞爪牙小商河殉国的杨再兴、以及抗金有术的名士吴猎等，并不如某些人所说：“尽出些钟相、杨幺，给国家添乱”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南宋亡时，又有李芾、尹谷等人，以老弱残兵守潭州（长沙）三月不下，除夕城危，尹谷举家自焚，李芾阖府自裁，潭民“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岳麓精舍学生亦“多感激死义”，这都是元人载于史册的。湘人之壮烈，此亦一大观耳！

　　那吴猎乃是张栻高足，曾充岳麓堂长，宋史谓“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而尹谷也是一代名士，中晚年居家教授，在岳麓学生中声望甚高，两人都算得上是“岳麓学派”的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按岳麓书院原为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南宋绍兴元年毁于兵祸，乾道元年由刘珙重建，聘张栻主持，乾道三年遂有“朱张会讲”，绍熙五年朱熹知潭州，复扩建之，学生多达千人，盛极一时。朱、张均非湘人，然其对岳麓书院、对“湖湘学派”贡献极大，元吴澄曰：“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南宋时湖南教育空前发达，计有大小书院五十余座，如张浚、张栻父子之长沙城南书院，胡安国、胡宏父子之衡阳碧泉书院等（“湖湘学派”原系胡氏所创立，后因岳麓兴起，重心遂转移到了长沙）。胡氏亦非湘人，祖籍福建崇安。究竟这“湖湘学派”是怎样的一个学派，一时却也难以说清，胡宏向以二程私淑弟子自居，张栻又是胡宏的学生，故此学派所奉者亦不过“程朱理学”。惟湖湘学人不尚空谈而重实务，讲究“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故后世所出道学先生少，而有力有为者多。

　　蒙元建制，分天下民为四等，而以“南人”最下，故非仅湖广，自江而南，并皆丧气矣！天下既是蒙古人、色目人的天下，比北方的汉人等而下之的所谓“南人”，自然是万马齐喑了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元代的湖南，只有湘乡的“怪怪道人”冯子振还有些名气，曾做到“集贤殿待制”。另外浏阳有个圭斋先生欧阳玄，也颇知名，不过却是江西庐陵欧阳修的后人。

　　至元末战乱，湖南又大伤元气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不过洪武年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却给湖南注入了新鲜血液，近代湖南出的人物，就有不少是这些移民的后裔。然而明代的湖南人，却还是不见有出头的迹象。就拿科举来说吧，湖广原不甚强，因明初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湖南比北方本有些优势，但洪武三十年茶陵人刘三吾主会试，因为尽取南人，居然差点被朱元璋杀头（因为八十几岁了才“免死戍边”），后来发展到用南、北、中卷搞平衡，强压南人一杠子，所以湖南终究也没能超过北方各省去。明中叶出了一个大学士李东阳，算是给了湖南人一点安慰。明后期有个吴道行（吴猎的后裔），他任长沙知府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并长期任书院山长，雅重朱张之学，“力纠王学流弊”（明中叶王阳明曾来岳麓讲学，其“心学”思想在长沙学坛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于后世大有贡献。下文的王船山，便是这个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

　　明末清初，湖南出了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此人一代大儒，于湖南之人文可谓影响深远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同时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皆明遗臣，明亡时又都参与了抗清活动，拿我党的话说，乃是“历史反革命”，而王夫之更是其中的“顽固分子”。《清史稿》称其“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二曲”指李颙、“夏峰”指孙奇逢，亦皆一时名儒），说王举人“顽抗”失败后躲在衡阳石船山中杜门读书，不为执政所知，所以免了被剃“阴阳头”，死前并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也是清人网疏，若在我朝，只怕不能如此）。王氏精于经史，兼通天文、历法、数学、舆地、经济诸学，论学虽“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却不唯心而唯物，颇有别于宋儒，兼之提倡“经世致用”，大力倡导学人士子“留心经济之学”。其书后经新化邓显鹤刊行，影响甚大。石船山离荷叶塘不过三五十里，曾氏兄弟亦曾搜罗、刻印其书。另清季之谭嗣同、杨毓麟等亦多推崇船山之学，可见余风所及，并至维新、革命诸君子。

　　然而清初的湖南，虽不至于弄到像四川那么惨，却也很乱了几年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明亡前后，张献忠曾来过湖南，湘人被祸非浅，后何腾蛟抚湖南，与李闯余部联合抗清，腾蛟不能约束，人民又遭荼毒。清军自顺治三年初南下湖南，至四年底斩鲁王、走桂王、降岷王，湖南平。然而战事并未停息，由于南明的残余势力仍在湖南境内活动，各地土司也尚未归服，清军的“征剿”又持续了十余年。李定国、孙可望都曾在湖南跟清军大战，一直打到顺治末年才天下太平。可怜这十几年湘人两头被杀，真正是“生灵涂炭、庐墓为墟”，直到康熙年间才喘过气来。我留意了一下顺治朝的湖南人物，结果只发现了一个赵开心，还算有点名气。此人因为是明的遗臣，清兵入关后在北京被录当官，后来做到户部侍郎，《清史稿》称“国初言事侃侃，以开心为最”。像陶汝鼐等人，不是避世隐遁，就是抗清被害，满清的官是不会去当的。

　　接下来的所谓“康乾盛世”，政治上也没湖南人什么戏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尤其是康熙朝，湖南刚恢复点元气，玄烨小子又削“三藩”，吴三桂因此起兵，康熙十三年占了湖南，在湖南大战了几年，十六年还在衡阳过了一把皇帝瘾。结果当然是又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不知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但在后三十年里，湖南还是出了一个体面人物：人称“陈青天”的陈鹏年。史载这位陈大人任江宁知府时被冤，“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阍”为他请冤，旧时当官能当到这样，实属不易。他后来督修河道，卒于任所，雍正上谕：“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

　　雍正朝的湖南却出了两个名人：曾静、张熙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这两师徒想来是读书读得有些傻了，居然跑去找大将岳锺琪，说他是岳飞后人，而满清又是后金，理应举事反清，再来一次“抗金”。可惜这位“岳飞后人”不傻，转头就报给了雍正，结果害得吕留良被戳尸，子弟多人被诛。不过这个案子对湖南整体影响不大，倒是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湖南有了自己的乡试，对湖南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鼓励。另雍正初开始执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对湖南也有较大影响。苗蛮土司的消亡，流官的设立，对湘西等地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乾隆朝有个祁阳人陈大受，做到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做过两广总督，《清史稿》说他“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又说“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倒有一些朱镕基的模样，只怕后者还有所不及。又有武陵人杨超曾，也做到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又有湘乡人谢振定，官虽不大，却很有名，因他做御史时曾痛笞和珅妾弟，并“焚其车”，虽然为此丢了官，却得了个“烧车御史”的雅号。又有长沙人刘权之，少年得意，后嘉庆朝做到吏、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与纪昀同时同官）。

　　现在看来，“康乾盛世”倒是湖南一个蓄势待发的时期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这一时期，湖南的教育办得有声有色，那岳麓书院先后得了康熙御书“学达天性”、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名闻天下（却不知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如何），又有几任山长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等，皆一时俊彦，对书院的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学生也多有成就（嘉道间治疆卓尔有声的大吏溆浦严如熤，就是罗典的学生）。

　　如果说嘉庆以前湖南人才廖若晨星的话，则自嘉、道以来，就有些灿若群星的景象了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嘉道间，湖南出现了第一个人才梯队，即所谓“嘉道经世派”，其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魏源等。陶澍嘉庆七年进士,道光朝官至两江总督，政绩卓著，《清史稿》谓其“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媿焉”，且善于用人、识人，贺长龄、李象鹍、黄冕等皆其属吏，李星沅等则其幕府，“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湖南人才之源。贺长龄早年助陶澍改革漕运，后亦官至督抚，其聘魏源入幕，合编《皇朝经世文编》，鼓吹经济改革，对稍晚的左宗棠等湘人影响甚大。邵阳人魏源少负才名，然仕途不畅，长期为督、抚幕宾，后受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洋务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三人皆岳麓出身，贺长龄更曾任书院山长。稍早则还有个武陵人赵慎畛，亦位列封疆、为政有声，史谓“赵慎畛学有本源，察吏治民，严而能恕，所至政无不举”,兼“服膺儒先，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身体力行。好善嫉恶，体恤属僚，训恳切，如师之於弟子。所至於文武官吏，常能识别其才否，人亦乐为之用。”以是观之，亦陶澍之俦也。又有道州何凌汉，嘉庆朝官至工、吏、户部尚书，亦有政声，子即诗人何绍基。

　　道光以后的大清就有点不象样子了，道光的儿子叫奕蟭，即咸丰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咸丰是一个倒霉的皇帝，咸丰朝的中国人自然也倒霉之至。咸丰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年后的一九五○年登基的，上台不到半年，洪秀全就“金田起义”，从此天下大乱。其实，在他老爸的手里，天下已经不大安宁了，不仅有“远人构衅”——两次鸦片战争，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湖南新宁、道县的两起“匪乱”，就发生在道光死前的两个月里。是以洪、杨初起，清廷亦不过等闲视之，孰料不过两三年的功夫，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到一八六○年，内乱未平，又被英、法联军来一个“火烧圆明园”，咸丰连小老婆都顾不上就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躲到第二年，还没来得及“回銮”就一命呜呼了。《清史稿》说咸丰“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外强”系指英、法、俄等国，“内孽”则洪、杨以外，大股尚有“捻匪”、“回匪”、“苗练”等，总之咸丰朝这十二年，实在是乱得可以。然而，正是这乱世，造就了湖南，成就了一大批湖南人，从此湖南人开始纵横天下，一扫过去三千年之沉闷。而带领湖南人“走出去”的，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小地主阶级出身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道光十八年进士（同进士出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之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一直做到礼部右侍郎（正二品）。咸丰二年，丁母忧归，时太平军已入湖南。三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募农民朴实壮健者，用诸生为将领，号“湘勇”。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曾国藩就靠着这支由书生带领的农民军队，扑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若论当时的湖南人对“粤匪”的态度，恐怕跟后来对的态度有些相似：无论是太平军还是红军，都有一部分人积极加入，另一部分则拼死抗拒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湖南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严重分化。至于分化的根源，却很难拿我党的阶级成分论来解释，比如说，彭、贺是苦出身，毛、刘却是地主富农，结果他们却站到了一起；而湘军是典型的“地主武装”、“反动势力”，但参加湘军的却大多数是“红五类”的贫下中农。不过，显然当时湖南的保守势力比革命力量要强大得多，所以太平军一入湖南便遭受重挫，最后更覆亡于湘军之手。另外，应该说曾国藩的镇压太平天国，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当时人民尊孔崇儒、敬畏神灵、排斥洋教的思想观念，对太平军大搞反面宣传，甚至地域意识也被他利用了起来，如《讨粤匪檄》曰：“……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军纪严明，以争取民心，选兵时专挑诚笃的农民，将领则用有修养的文人绅士，他为约束军队而编写的《爱民歌》，就是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古装版。因此，在争取民众方面，在保守排外的湖南，他也占了上风。

　　然而，第一个和太平军交手过招的湖南人并非曾国藩，湘军也并非湖南的第一支民团武装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广西兵事初起时，清廷想到的第一个要起用的大臣是林则徐，可惜“则徐道卒”，于是起用了一个叫李星沅的湖南人代为钦差大臣，只不过李星沅到广西没几天也病死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手下有个新宁人江忠源，他道光末就在家乡练有乡兵五百人，这时带到广西助“剿”，号“楚勇”，是湖南出境“剿贼”的第一支武装。咸丰二年，江忠源带领这支民团在广西连战连捷，太平军准备攻入湖南时，又遭江忠源截击于蓑衣渡，南王冯云山中炮死，此为湖南人一挫太平军。这个江忠源很有名气，杨度诗“江公为护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中的江公，即指他。当年他去京城会试，同乡友人病死，他不远千里护灵回乡，由是知名（其时曾国藩也在京城，却好为人作挽联，甚至替某些未死的人都拟好了挽联，以致闹出笑话，故有打油诗曰：“代送灵柩江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但江忠源会试却没有成功，一直只是个举人，道光末以乡兵平“瑶匪”雷再浩之功才得擢知县，自咸丰元年起参与镇压太平军及各地“会匪”，得咸丰赏识，三年间遂官至二品，咸丰三年在庐州战败自杀。然江忠源虽早死，其所上言兵事一疏却颇有可观，《清史稿》谓为大局成败所关，其大略曰：严军法、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有此一疏，江公遂得为大将之材（然即其疏中，亦可见当时兵匪情形，颇值唏嘘，如“严约束”一条云：“……粤寇惨虐，不可胜言，然择肥而噬，穷檐不暇搜求。或伪结民心，多偿市直。兵则攫取奸污，穷户且难幸免。”）。江忠源有弟三、族弟二人，皆从军，忠济、忠信先后战死，忠义悍将，尝屡破石达开，后病死征途。

　　当然，“湘军”这个词，后来也并不单指曾国藩所练“湘勇”，从广义上来说，则江忠源的“楚勇”、左宗棠的“楚军”、还有什么“平江勇”、“宝勇”，都应包括在内，不过曾的“湘勇”，也基本上能够代表湘军了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湘军分水、陆二师，水师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陆师则塔齐布、罗泽南。

　　玉麟衡阳人，少有文名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咸丰三年，曾国藩立水师十营，玉麟以附生从军，为营官，草创规制多所赞画。以岳州捷，得与载福专任水师。与陆师复武、汉，大破田家镇，又连败太平军于小池口、湖口。五年，曾国藩困于南昌，时玉麟在武汉军中，闻警乃乞假归长沙，“易衣装为贾客，徒步数百里达南昌”，助国藩守。此段故事，杨度歌之曰：“曾侯昔困南昌城，敌垒如云绕前后。彭公千里往救亡，乞食孤行无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围，大笑群儿复何有！”后数年，累功至水师提督，不任封疆，江南平，又辞总督，迨善后事了，乃上疏求退，有“臣之从戎，志在灭贼，贼己灭而不归，近於贪位”等语。同治八年，玉麟“还衡阳，作草楼三重，布衣青鞋，时往母墓，庐居三年不出”。后复起巡阅长江，为国家纾东顾之忧，但不欲任官职耳。然其虽无官名，却能行权，史载“（玉麟）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朝廷倾心听之，不居位而京察屡加褒奖，倚畀盖过於疆吏。”彭公不就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此“长江巡阅使”乃清廷为其量身定制，所谓“有事而非差，无官而有禄”者也。玉麟字雪琴，人称“雪帅”，这位“雪帅”不仅杀人在行，画梅也很在行，据说其所画梅亦凛凛有杀气，人称“兵家梅花”。晚年参与抗法，督师广东，调老将冯子材防粤，遂有镇南关大捷，时玉麟亦已逾古稀矣。同治十六年，卒于家。

　　岳斌（即载福）善化人，绿营出身，咸丰三年，与玉麟同为营官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岳州捷后，两人同掌水师，征战十余年，勋绩颉颃，而初玉麟位在其下。同治三年，岳斌被命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离水师，寻授陕甘总督，用违其才，致偾事损望，自请罢归。光绪五年，复起偕玉麟巡阅长江，法越战事起，两人皆受命筹防务，岳斌且尝赴援台湾。十六年，卒于家。彭、杨二人始终长江军事，水师之兴，实湘军灭“贼”之根本，二人之勋烂然，故清廷颇优礼焉。

　　泽南与国藩同邑，教书先生出身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咸丰二年在籍办团，所部数百人多为书生，所谓“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是也，后其门生李续宾、李续宜、王鑫、刘腾鸿、蒋益澧等并为湘军名将。李续宾最悍，领“湘右营”，号白旗无敌，带兵有古名将风，咸丰八年锐师轻进，战殁三河，国藩惜之；李续宜，续宾弟，能战之名与其兄相颉颃，然以持重称，故得保全，同治二年病卒于家；王鑫则“用兵好出奇制胜，驭众严而有恩”，然不尊国藩法度，国藩尝欲裁其营，幸巡抚骆秉章倚用之，留湘剿匪，号“王老虎”，其所统营曰“老湘营”，湘军后起名将刘松山即其旧部，咸丰七年，卒于军，所部由弟开化及张运兰分统之；刘腾鸿将“湘后营”，树黑帜，敌“望见辄走”，亦劲旅，咸丰五年援瑞州，战死，弟腾鹤旋为复仇，代将其军，后亦战死；蒋益澧“年少戆急”，曾、胡皆不喜，而左宗棠特器重之，其初遭劾降职，挫而后起，能自树立，其后平浙、治浙，并著显绩，此非他将可比也。罗山先生则于咸丰六年战死武昌城下，诸弟子之功，或未及见。然泽南虽死，武昌随下，其所定力争上游之策，亦成败之关键也。所谓“湘勇”，原指罗所练湘乡民团，是湘军的老底子，史谓“曾国籓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非虚言也。

　　塔齐布武人，为曾国藩一手提拔，故虽非湘人，而能与诸将同心，效死力，湘潭、岳州两捷，实湘军大局所关，皆其首功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咸丰五年卒于军，国藩痛惜之。非湘籍之湘军名将，除塔齐布外，尚有多隆阿、鲍超等。多隆阿满洲正白旗人，初隶都兴阿部下，咸丰八年始归胡林翼调度，所部多湘勇，因常与鲍超联合作战，军中称“多鲍”。鲍超四川奉节人，初为湘军水师哨长，积功至总兵，咸丰六年，胡林翼令其募勇长沙，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霆军”战斗力极强，敌人望风披靡，鲍超攻战功多，颇招众忌，乃求退，得善终于家。

　　关于湘军的规模、编制，三言两语也难说清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勇丁不过千余，基本上都是从湘乡调来的罗泽南的“湘勇”。移驻衡州后，扩为五千人，设十营，以塔齐布、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元度、金松龄等人为营官。水师后建，初募亦只三营，以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为营官，后得郭嵩焘募饷，增至十营，水陆万人，始初具规模。靖港败后，国藩藉整军之机，扩大至水陆各二十营，以彭、杨、塔、罗四人各辖十营。九江一役，水师受重创，杨载福不得不回岳州重建水师。陆师则塔齐布气死军中，罗泽南回师武昌，又战死城下，曾国藩困于江西，危如累卵。于是国藩弟国荃起于家，率所募三千人，偕周凤山急援江西。时王鑫“老湘营”、萧启江“果字营”等在湖南，有数千人；罗泽南军在湖北，由李续宾代领，亦数千人；余众皆在江西，计有曾国华曾国葆由鄂援赣之师五千人、曾国荃周凤山由湘援赣之师六千人、鲍超新募之“霆字营”三千人、李元度“平江勇”三千人、另彭玉麟的内湖水师及塔齐布军余众亦数千人。江南大营溃后，左宗棠亦募勇东出，号“楚军”，众五千人。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诸将皆随战随募，湘军鼎盛时期，其总兵力达十余万，设营二百余。曾国荃围安庆时，“吉字营”已逾万人，至围天京，更增至五万人，号为“吉字大营”；长江水师亦众至两万，又别立有淮扬、太湖、宁国三支水师；“霆军”、“老湘营”等亦众逾万人；另左宗棠的“楚军”亦扩至两万余。不过，单从人数上来看，湘军与太平军相差还是比较悬殊的，

　　[未完待续蛟河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借天涯的硬盘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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