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钱玄同旧藏《章实斋文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题钱玄同旧藏《章实斋文抄》

　　一

　　 闲来无事，颇爱以《三字经》消磨时日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三字经》是旧时儿童启蒙读物，相传成书于南宋时期，六七百年来，它和《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一直是公认的小儿启蒙读物，可以说，人生识字由此始。

　　 旧时学童，大概到了五六岁的年纪，就要面对“三百千千”了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小孩子对读书识字，大多是被动接受的，像鲁迅，要结束无拘无束的玩耍岁月而步入学堂的时候，就充满了感伤：“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Ａｄｅ，我的蟋蟀们！Ａｄｅ，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年第一版）

　　 一想到鲁迅对上学的苦恼，就不免又想到苏轼的两句诗：“人生识字忧患始，粗记姓名便可休”（《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诗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原诗本是苏轼谈论书法的一首名作，但后世的读者，往往会抛开原诗意思，而把目光单单停留在“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几个字上。

　　如果说鲁迅只是感慨于上学读书束缚了小孩子自由自在、率性而为的天性，那么，苏轼的诗句则多了一层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的确，相对于胸无点墨的乡野村夫、不知圣贤的市井小民乃至玩弄权术的达官贵人来说，读书人容易多愁善感、孤高自傲和放言时弊，自然在世俗生活和宦海生涯里受到掣肘、排挤和倾轧，在这个时候，满腹诗书往往不是人生成功的捷径，而变成了艰难跋涉的负担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苏轼正是有感于此，才发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喟叹，看似戏谑的自嘲，实则揭示了古往今来读书人心头那永远无法舒展的死结。

　　 若从用典上看，“人生识字忧患始”，当出自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钱谦益注《杜工部全集》卷一，神州国光社民国铅字排印本）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杜甫在诗中，以“德尊一代常坎坷”来劝慰一位境遇不佳的儒生朋友，但一想到自己的遭遇，就不免又发出了“儒术于我何用哉”的感叹。

　　显然，苏轼于此心有戚戚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此诗作于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此时苏轼刚过而立之年，步入仕途也已10年，按说正是大有作为的鼎盛年华，可是，人事纷争和仕途艰辛，让饱读诗书、通古晓今的苏轼对未来岁月有了一丝不祥预感——十年后苏轼即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此后流窜海陬，居无定所，最终客死他乡。

　　 儒术于我何用哉？苏轼也可以同样反问自己，他的答案也是令人感到沉重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才学困于时，因言而获罪，如此遭遇，如此心境，情发笔端，其实又何止苏轼一人？常言道红颜薄命，观诸文人，又何尝能免？屈原、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柳宗元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才华横溢、睥睨当世，但又有谁的生活不是充满坎坷与荆棘？不要说成就一番理想事业，就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人生识字忧患始，竟是一句穿越时空、处处得到验证的谶言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在苏轼身后，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像辛弃疾、杨慎、曹雪芹、龚自珍这些有着深厚文化造诣的人，他们依然难逃符咒难逃，依旧在崎岖的人生路途中落落寡合、艰难独行。

　　 这是历史发展的个案还是文化进化的必然？也许这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更为普遍的是，在这些文化巨人们饱尝人生磨难的时候，则有另外一些读书人高居庙堂、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们仕途坦荡，一帆风顺，虽无所作为，仍能安享天年，并荫及子孙后人。

　　 为什么产生这样戏剧性的对立呢？人生识字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难道他们读的是不一样的《史记》、《汉书》吗？为什么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十年寒窗的经历，所换来的现实竟是如此的迥异？

　　 而且，如果稍加关注，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往往越是那些富有才情、学识卓越的读书人，其人生所充斥的磨难和忧患也就越多桐城符咒法事占卜。看看上述那些在文化史上处于巅峰的名字吧，他们本是一座座风光无限的崇山峻岭，却始终不得扬眉吐气，不得不用自己一生的苦楚，为“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句话做出触目惊心的注解。

　　 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现象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如果说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是值得骄傲的，那么，这种文化对它的杰出代表的摧残，则是触目惊心的。

　　二

　　 清代的章学诚，就是这种摧残的见证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作为一位不满于“章句之学”、性格中充满独立精神的人，他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弃儿”。

　　 “寂寞身后事，千秋万代名”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遗憾的是，这句杜甫写在唐代的“魔咒”，立经千年时光，应验在了章学诚的身上。

　　 章学诚，号实斋，绍兴上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享年64岁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从生活时代上看，章学诚正处于清代的乾嘉盛世，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太平岁月，他的不少同时代人生活稳定安逸，读书为学从容有度。

　　 但章学诚正相反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一生居无定所，为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四处奔走，依靠他人。

　　 年幼的章学诚，应该说还是生在一个诗书人家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其父在乾隆年间中过进士，在湖北作过知县，罢官后，因家贫，竟然无法返乡，只得留居当地。不过，章学诚在读书时，就不喜欢八股文，不屑于寻章摘句，但是，世俗的压力又使他不得不面对科场功名，他自己也说：“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这种本非情愿、欲罢不能的心态，使他在科场功名方面屡遭挫折，直到41岁才通过进士考试，此后他也曾有一个当县令的机会，但自认迂腐无法胜任而拒绝了。结果，考取进士还是没能为章学诚带来一个稳定的生活场所和收入来源。在他身上出现了有清一代都别无仅有的滑稽现象：一个身为“天子门生”的人，却无法改变自己穷愁潦倒、衣食不保的生活。

　　 他的谋生手段是教书、替地方政府编纂地方志、为有钱人家撰写族谱、墓志铭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职业文墨，碌碌依人”（见《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一版，以下所引未标出处者皆同此），又说是“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笔墨为生，往往为人转述状志谱牒”。四处应聘、漂泊无止的生活，使他不时面对经济危机。他曾在一封书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拮据：“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有时候，为了家人衣食，不得不借贷典当，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窘境：“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可谓惫矣！”

　　 面对这样的生活，章学诚有时候感到万念俱灰，失去做人的乐趣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

　　 尽管一生都在“车尘马足之间”劳顿奔波，章学诚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章学诚的自负、倔强、富有挑战精神的性格，在此毕露无遗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在章学诚的时代，乾嘉学派大行其道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自清初大儒顾炎武反感于宋明理学家空谈“性命”的陋习而首倡实事求是的考据学风以来，其间经过大大小小文字狱的打击，到乾隆、嘉庆时代，学者们开始埋首儒家经典，考证字词，探究音韵，也兼及典章名物、天文历算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这种既能避谈时政、又能夸耀淹博学问的学风，很快蔓延开来，加上清政府也从政治需要出发加以首肯，一些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人更是加入其中，所以，乾嘉学人所看重的经学、文字学、考据学等就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和时尚之所在。

　　 不过，章学诚对此不以为然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在致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二十二史考异》一书作者钱大昕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官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见《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

　　 章学诚似乎是本能地感觉到，达官显贵和当代才俊都趋之若鹜的学术，已经失去了学术的本来意义，那种考证一字一词的来历的做法，既迎合时尚，又与世无补，这种风气已与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大相庭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和那些一物不知即深以为耻（乾嘉学人阎若琚语）的考据学家相比，章学诚对烦琐经学考证的批评态度，使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甚至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学术选择“必逆于时趋”、“颇乖时人好恶” （出处同上）。所谓“时趋”就是人人都引以为荣、并趋之若鹜的学术取向。“逆于时趋”的结果，自然要被视为异端邪说，不仅得不到当局的重视，就是连友朋辈也不理解，“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不过，章学诚不在乎这些评论，他坚信自己将要开辟一条全新的治学之路。他在致钱大昕的信中说：“学成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在一封家书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立，多为后世开山。”（见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

　　 敢于直言抨击“时趋”，使章学诚每每得罪权贵，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在河南时，就因为得罪当道之人，结果自己的手稿莫名其妙地被盗了。

　　 章学诚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著作在生前无一付梓，其手稿几经辗转，直到1922年，即在他去世百余年后，才得以面世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八国联军、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动荡之后，章学诚的遗稿竟然还大都保存下来，使后学之人得以瞻仰一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重镇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自从章学诚那险被时光尘埃掩埋的文字面世以后，人们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学史、方志学史以及版本目录学史时，这个生前饱含心酸的老儒，无一例外地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章节。

　　 回思章学诚的一生，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场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文化环境对个性的排斥，再一次残酷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

　　 因不满于经学家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字词考证，章学诚另辟蹊径，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开篇，章学诚这样表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见《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

　　 从“六经皆史”观点的提出，也可看出章学诚对“时人好恶”的深深不满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我们知道，理学经宋代朱熹和明代王阳明的大力弘扬，致明末清初已经形成了空谈性理、不切实际的风气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清初学者自顾炎武、黄宗羲以降，开始有意识反对理学的空泛，在对经学的研究上，他们把目光更多投向了汉代，尊崇汉代儒生对经典的阐释，并吸取汉儒考释名物、重实证的朴素学风，以致形成了以考据为主要方法、以“汉学”著称的乾嘉学派。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汉学”明显处于主流学术地位， “汉学家”们受到礼遇，比如，《四库全书》开馆编篡时，“乾嘉诸老”尽在其中。有比如，清初汉学代表人物阎若琚，曾被雍亲王礼聘入府，就连死后丧事也为雍亲王所操办（见戴逸著《简明清史》，1991年5月第一版）。

　　 虽然在反对理学的空谈上，清代汉学显得要朴素务实，但是对经典词句过于细腻的考证则又流于琐屑桐城符咒法事占卜。章学诚对此有形象的比喻：字词好比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船，人们坐上车船是为了达到目的地，哪有一辈子不下车，终生在车船上晃悠的？

　　 在对汉学的批评上，章学诚还反其道而行之——他偏偏从理学大师那里找到了反对汉学家的有力武器，即“六经皆史”的观点——这四个字来源于明代大儒王阳明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学诚的首创，但是，他对其意义的演绎，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首先，他告诉理学家们，儒家经典不是为了阐述深奥的天理和人性，而是为了记录史事；其次，他告诉汉学家们，应该抛弃皓首穷经的做法，要用历史的眼光重新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

　　 难能可贵的是，“六经皆史”不仅是章学诚的一时愤懑之语，也是他在治学方面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所谓“浙东”，是唐宋以来对钱塘江以东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等地区的传统称谓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历史上在浙东地区曾诞生过两个影响比较大的浙东学派，一个是以南宋时期吕祖谦、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理学”，致明代王阳明而成蔚然大观；另外的就是由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发端、以章学诚为集大成者的“浙东史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志书店民国十八年第四版）中说：“清代史学开拓于黄黎洲（黄宗羲）、万季野（万斯同），而昌明于章实斋（章学诚）……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被梁启超视作“清代唯一史学大师”的章学诚，其学问在当时不仅不为人所知，甚至有人在写到他时，还把他称作“张学诚”，可见其生前落寞程度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一版）

　　 现在看来，章学诚独树一帜，打破当时学术空气的沉闷，还直接开启了后世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自由思想风潮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这恐怕是章学诚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最大的贡献。

　　四

　　 章学诚的代表作是九卷《文史通义》，另有《校雠通义》四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及《未成稿》一卷，《外编》十八卷等，不过这些文稿在他生前除了少量自刻本外，大都没有付梓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他在去世前曾将手稿托付给一位浙江同乡萧山王姓友人，请其代为编订，但不久那位朋友也相继辞世，文稿又归还其子，后来一直展转保存在嘉兴沈氏手中，直到1922年湖州藏书家刘承干从沈氏手中得到文稿，才由嘉业堂出版刊行《章氏遗书》，此时距章学诚辞世已经有120多年了。

　　至此，一位长时间不为重视的杰出学者，才又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人们在惊讶于章学诚的不凡学识的同时，也感叹于他一生的不幸遭遇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检点章学诚的文字，我们发现，里面既有和唐代刘知几的《史论》并称为中国两大史学理论著作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也包含着大量的“另类”文字——人物传记、行状、墓志铭、谱序等。也许这些“著书都为稻梁谋”的篇章没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他却是章学诚一生艰辛的“文字证明”，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伏案奋笔的萧索背影。

　　 很难想象章学诚本人在整理、编辑自己的旧作时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怎么来面对这类与文史大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字，是回首往事心感酸楚？对自己的人生之路感到无奈和后悔？

　　 但愿他能够坦然面对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中国家族自古就有请著名文人为亡者作传、以光大门户的习俗，而且往往支付价值不菲的润笔费，所以，历史上的著名文人都或为情面、或为稿费而“却之不恭”，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东坡等，其文集中都不乏这样的文字——相对而言生活格外艰辛的章学诚，对此有求必应是值得理解的。

　　 章学诚为他人所写的传记、墓志铭等应酬文字，被他的后人抄录下来，汇总成《章实斋文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五

　　 大约是1995年前后，我在北京琉璃厂邃雅斋书店的一堆旧书中，发现了《章实斋文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那是一本在阳光下显得孤独、寂静的书，薄薄的一册，封面上的水渍透露出它曾经的岁月，却无书名、作者等任何文字，让人的视线无从落下；朴素，空旷，落寞，一如它安贫乐道的作者桐城符咒法事占卜。翻开封面，扉页上有书名：章实斋文抄。在扉页后面的“版权页”上，有“丁巳六月据章氏遗稿印行”和“湖北官纸印刷局”的字样。检视内文，不由得心中欢喜，因为此书印刷得十分整洁、清晰、漂亮：铅字排印，字体大方、疏朗，字迹清晰，墨润纸莹，蓝色的封面，微黄的白绵纸，十二行，行三十字，黑口，四周单栏，上鱼尾下有书名，下有“菊饮轩”斋名。

　　 《章实斋文抄》的出版时间比嘉业堂刊行的《章氏遗书》要早5年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从后记中可以看出，此书原稿为章氏曾孙保存，直到1917年才由“菊饮轩”主人铅字排印。这个“菊饮轩”主人看来不像一个专业书贾，他虽然写了后记，却没留下自己的任何线索。

　　 令人感兴趣的是，书的扉页上，有人用毛笔题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买的，玄同”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字迹清秀，圆润，而且，“北京”和“玄同”等名词的左边，都加了竖线——这是那个时代的新式标点符号。

　　 除了扉页的题签，书中还有几处也用毛笔做了标记或注释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如标明出版时间的“丁巳六月据章氏遗稿印行”，文字中的“丁巳”的旁边，有毛笔注释：“民六、一九一七”。

　　 此外，书的后记里也有毛笔标点的痕迹：书名加了波浪型线条；人名和地名加了直线条；引语加了引号；断句则用顿号和句号；干支纪年则标出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这本书的购买者是谁？这个自称“玄同”的人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难道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物钱玄同吗？

　　 单从书内的毛笔标识可以看出，此书的购买者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他不是封建遗老，不反对民国，能够接受新事物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因为他把所有旧历纪年都标明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其二，此人接受并能熟练地使用刚发明不久的新式标点，他把所有人名、地名、引语、书名等都用不同的标点一丝不苟、耐心标出。

　　 但是，仅这两个特点还是无法判断此书主人的真实身份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问题的关键在于签名——如果能找到民国时期钱玄同的签名，和本书扉页上的签名相对照，就能揭开这个谜底。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一无所获，《章实斋文抄》也就在尘封里被逐渐淡忘——直到2003年中国书店邮寄来一本“秋季图书期刊资料拍卖会”的画册，看到其中所拍卖的钱玄同写于一九二九年的 ，这才又重想起那个为有钱人认真写墓碑的章学诚来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钱玄同的那封信位列第39号拍品：

　　 信中，有钱玄同的两处签名，皆清晰可见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它们和《章实斋文抄》中的签名是否同出一人之手？

　　 信函签名 信函签名 藏书签名

　　 虽然题在《章实斋文抄》书中的签名，在时间上比那封信早了七年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但一个人的笔体习惯，是长期养成且不易改变的，对比这三个签名，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字体圆润清秀，行笔流畅，点、横、竖及相连转折处的笔迹、笔意完全相同，显然是同一个人所为。

　　 通过笔迹的对比，我们可以基本断定《章实斋文抄》是钱玄同的旧藏，扉页上的签名是他本人于1922年写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这个发现不免使我感到喜出望外，同时，也有强烈的欲望想进一步探究一下，是否还有其它的佐证，能够说明当年钱玄同的确购买了这本小书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六

　　 钱玄同（18871939），浙江湖州人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早年留学日本，曾与鲁迅、周作人等一起师从章太炎，归国后参加编辑《新青年》，与胡适、陈独秀一道反对陈腐的古文，大力推行白话文，鼓吹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经和刘半农上演过著名的“双簧”来嘲讽没落的古文，他对冥顽不化者的辛辣讽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至今仍为人所传诵。在《新青年》期间，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鼓励鲁迅写文章，向鲁迅约稿，直接催生了著名的《狂人日记》。鲁迅在《呐喊》序言里所提到的、经常去找他的“金心异”，其实就是钱玄同。

　　 1913年8月，27岁的钱玄同来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915年任国文部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据《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周维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作为白话文的大力推广者，钱玄同自然要做出表率——从《章实斋文抄》的题签中即可看出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买的”，这是一句典型的、带有时代烙印的白话文，有些清新，也有些生涩，似乎是为白话文而写白话文，从中正可看出钱玄同为推广白话文所做的努力。

　　 除了大力鼓吹白话文，钱玄同还参与发明、推广了白话文的新式标点符号桐城符咒法事占卜。1919年胡适连同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等六人，推出了包括逗号、句号、分号、书名号等在内的“新式标点符号”，次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采纳，颁行全国。

　　 钱玄同作为推行新式标点的主要参与者，自然要在自己的日常文字中身体力行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比如，在阅读《章实斋文抄》的“后记”时，钱玄同一丝不苟地给它标识了新式标点。

　　 和白话文一样，新式标点的推行在当时也受到不小的阻力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当初，有个杂志向钱玄同约稿，而这份杂志编委之一就是钱玄同的老师章太炎——一位对句读之道造诣很深的旧学大师，这让钱玄同很是为难，因为他要用白话文写文章，还要使用新式标点，自然会让老师生气，为此，他不得不专门托人向章太炎求情，此事才得解决。

　　七

　　 从钱玄同的亲笔签名和平生事迹来看，我们可以断定《章实斋文抄》这本书为钱玄同的旧藏桐城符咒法事占卜。那么，推广白话文不遗余力的钱玄同，为什么会对《章实斋文抄》这样一本线装旧书感兴趣呢？

　　 钱玄同之所以会购买《章实斋文抄》，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答案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其一，从钱玄同的求学经历和成长过程来看，他受梁启超影响甚深，他的别号“掇献”就是受梁影响而起的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97年12月第二版）写到，他1910年就读湖州中学时，有位24岁的代课教师钱夏，曾给他们讲过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此钱夏就是后来的钱玄同。由于钱玄同十分喜爱梁启超的文字，那么，对梁所欣赏的章学诚，应该也是有所认识的。

　　 其二，我们还可以这样说，钱玄同购买《章实斋文抄》，是受了好友胡适的影响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胡适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里写到：“与玄同在春华楼吃饭，谈诗经甚久。玄同赞成我整理旧书的计划，但我们都觉得此事不易做。现在能做此事者，大概只有玄同、颉刚和我三人。”可见，1922年8月，前玄同对旧书是感兴趣的，在和胡适会面后半个月，他买这本《章实斋文抄》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胡适那时正在研究章学诚，并完成了《章实斋年谱》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在钱玄同购买此书的1922年的1月20日，胡适完成了该年谱的自序，其中写到，他从1920年就开始接触到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由此可以断定，钱玄同在和胡适的密切交往中，逐渐了解了章学诚。

　　 此外，钱玄同是浙江吴兴（湖州）人，章学诚是浙江会稽（绍兴）人，算是钱的浙江同乡前辈；钱玄同在生活中，和家在绍兴的鲁迅、周作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同为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今属杭州），其本名竟然叫“章学乘”，和章学诚音同字不同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另一方面，从思想渊源上说，章太炎以经学大师的身份排满反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之一桐城符咒法事占卜。而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则受清道光年间杭州人龚自珍的影响颇深，龚自珍的叛逆思想又受到章学诚的启发，其间脉络，由章学诚到龚自珍，再到章太炎和钱玄同、周氏兄弟，皆有根迹可寻。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玄同因为欣赏章学诚而购买《章实斋文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八

　　 多年前的一天，我和朋友去爬香山公园外面的野山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下山时，想抄近路，便离开盘旋小道，抓着树枝滑下一个陡坡，来到一个平缓的开阔地带。甫一站稳，便发现前面有个坟冢，虽已破败，但墓碑尚在。绕到前面一看，立即令人惊讶的目瞪口呆：原来那竟然是钱玄同的墓！

　　 这荒山野地里的邂逅，顿时让我想起那本蓝色的薄薄的小书和上面那隽秀的题字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书与人的确有缘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就拿这本《章实斋文抄》来说吧，它的作者曾让我感慨生活的艰辛和书生的“百无一用”；关于它的购买者，也曾让我花费多年时间去考证断定；而如今，我又误打误撞地来到钱玄同先生的墓前，这是怎样一份冥冥中的安排啊！

　　 在这本书的收藏过程中，虽然有奇遇，但也不无遗憾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周维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提到，老北大的学生张中行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并对钱先生的书法很是推崇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与张中行先生的接触中，却从没有和他提起此书的事，否则，此书有张中行先生的认证和题跋，定当成为翰墨传承中一件难得的雅事。

　　 如今，钱玄同当年的学生，恐怕都成为古人了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九

　　 一本小书，牵连两个时代的文化人，有着说不尽的故事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书叶可以从后往前翻，但前尘旧事可堪回首？书的作者，作为旧文化的牺牲者，事业受到压抑，生活陷入困顿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书中文字，见证了他的生前窘境和悲哀，甚至字里行间至今还能再现一个风尘老儒四处奔波、研磨挥毫的无奈。书的购买者，作为新文化的鼓吹者，则受益于新时代造就的新机遇。扉页上的题签，虽是简单的几个字，却传递出丰富的时代背景和人文气息，那时的钱玄同，年仅36岁，但书生名业早已成就，百舸竟流的时代，风华正茂的年龄，流露在从容优雅的文字中。

　　 岁月如梭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八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买来一本新书，在上面题写“购于北京”字样时，是否还会回忆起“在北京买的”那个新旧转折之交、风起云涌的时代呢？是否还能意识到，我们正平静地走在前辈文化巨人为我们铺就的道路上？

　　 一本小书，也折射出两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发人深省桐城符咒法事占卜。章学诚身逢康乾盛世，但他见证的却是儒家文化维系之下的王朝政府即将分崩离析的转折，所不幸的是，他自己既是证人，又是祭品。作为传统文化的牺牲者，章学诚的经历让我们看传统文化冷酷的一面。钱玄同生活在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不仅帝制政权让位与民国政府，而且“国学”也不得不侧侧身，让“西学”堂而皇之的进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同时，“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这应该说是钱玄同等参与的新文化运动给历史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值得思索的是，在白话文风行的时代，《三字经》早已不再是学童的启蒙读物，但是，其间的绳索是否还在牢牢地捆绑着我们呢？

　　 一本小书，饱经沧桑桐城符咒法事占卜。从作者去世到书中文字付梓，历经百年；从书的出版到它进入钱玄同的书房，又历经五年；从钱玄同在书上挥毫题字到它的插架寒斋，竟是又七十多年的时光。争夺政权的刀光血影，文化革命的席卷一切，也没能有损于它的一叶；从尘封插架到而今我再度检视于晴窗，堪堪十年光景，而我也从当年的江湖少年，变成鬓添白发、心多忧思的看客。回首书生心迹，只觉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本小书，却又是时光的大书桐城符咒法事占卜。水浸的斑迹，宛如岁月泪痕。它见过了朝代更替和人事纷争，也经历了繁华旧事和生老病死，最终一切都归于简单，归于沉寂。它静静地躺在那儿，想告诉我们什么？一切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打开书的目录，随处可见的“墓志铭”诉说着人生无常。然而，在我看来，它不是记录死亡，而是见证生者；从出版面世到如今，它从无数死亡者的身边走过，它超越生老病死、草木枯荣，给人一种阅尽沧桑的轻松。对照一生四处奔波的章学诚，倒是这本《章实斋文抄》能给人带来些许平和、安详。

　　 一本小书，还给我们上演了一幕看起来有些沉重的历史剧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剧情是枯燥和沉闷的，但人物的命运以及时空交错的巧合却值得我们深思。一位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做出活生生注脚的文化大师，一位在旧文化氛围中受到极大窒息、压抑的人，他的文字，竟然奇迹般被一个以推翻旧文化体系为己任的人发现了。也许这就是某种冥冥中的安排：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口，受害者进入了变革者的书房。

　　 他们会交谈些什么呢桐城符咒法事占卜？

　　（说明：不知道如何贴图片桐城符咒法事占卜，带图片的文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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