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民丨从道教生命哲学看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

关于道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曾做过这样一个论断：“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近年来，随着道教文化学术研究的日益兴盛，学界围绕鲁迅先生这一名言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尽管学界对“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一命题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但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据笔者对国内外道教文化研究的不广识见，当下众多的研究，其视角属于“过去时态”，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历史的“道教”及其文化蕴含，而“现代时态”的道教文化研究尚不多见。似乎给世人一种错觉，道教文化只是一尊供奉在历史博物馆中供人饭后闲馀品味、咀嚼的“古化石”，而非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活化石”。更有甚者，一些自命为现代派的文化人，一提及道教文化便下意识地将其与当今社会遗存的看相、卜卦、风水、请神弄鬼等愚昧现象挂起钩来，对古老的道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和派生作用不屑一顾。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多样，但与学术界对道教文化所内蕴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挖掘不力有很大关系。笔者认为，道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文化宝库，其所内蕴的巨大文化资源对当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尤其是在生态环保、社会伦理道德、文化旅游、生命科学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拟从道教生命哲学所内蕴的潜科学价值这一视角来透视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不妥之处，敬请同好匡正。

生长壮老死是人类个体生命演化的自然规律。健康与长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普遍的愿望。《尚书·洪范》就将长寿列为人生追求的“五福”之道？即所谓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寿为最”，这是中华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生动写照。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以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作为其宗教信仰的核心，这种神仙信仰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寿老的民族心理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古文字老、寿、仙的涵义上窥见一斑。

甲骨文中有大约出现了五种老字，其字形均以巨首、长发、伛偻或以伸手扶杖(或儿孙辈之人)为特徵。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老”为：“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凡老之属皆从老”，这也是从须发变白这类的生理特徵来解释。寿与老有密切关系，《说文》云：“寿，久也，从老省。”也就是说，人活得久即为寿。《说文》将七十岁称为老，八十岁称为耋，九十岁则称为耄。所以在古人看来，七十岁以上就算“寿”了。

至于“仙”字，古代有“仚”与“僊”两种写法。《说文》曰：“仚，人在山上貌，从人山。”“僊，长生僊去，从人僊(注：无亻)。”《释名·释长劝》云：“老而不死曰仙。”所以仙的最初涵义是指迁居山中不老不死之人。中国古代先民往往把长生的夙愿寄托在仙药和神仙身上，希冀通过服食仙药成为逍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民间流传甚广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说的就是嫦娥偷吃了后羿从西王母处得来的不死之药，便飞身上了月宫，成为月中仙子。

在古籍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神仙和不死仙药的神异描述和记载。《庄子·逍遥游》中就绘声绘色地将神仙刻划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周笔下，这些神仙生命力特别旺盛，具有入火不热、入冰不冷、处雷不惊的功能。古巫书《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有“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的记载。

书中还有许多“不死之国”、“不死山”、“不死树”、“不死民”等等描述。这种对仙境的向往和憧景，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神仙说大兴。特别是在燕齐两国，当时盛传渤海中有方丈、瀛州、蓬莱三座仙山，那里居住着众多的神仙，有无数长生不死之药。为此，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仙求药。

道教承袭了古代先民的长生理念和神仙思想，“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形成了长生不死神仙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其中以重生恶死为显着特色的道教生命哲学观是道教庞大教义体系中一块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道教生命哲学主要有三个基本思想，即贵人重生、“生为第一”的乐生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主观；延生有术的生命操作观。这一生命哲学观蕴涵有极为丰富的潜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道教在生死问题上历来重生恶死，形成了珍视现实人生生命价值的积极乐观主义生命观。道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贵人重生的宗教。早期五斗米道经典《老子想尔注》就将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王大”释解为“道大，天大，地大，生大”，指出“域中有四大，而生处一” ，明确提出“生，道之别体”的鲜明主张，将“生”提高到“道”的本体高度。

而早期道教的另一个主要道派太平道的经典《太平经》则响亮地喊出“生为第一”口号，所谓“是曹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贵人重生思想在道书中比比皆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十四《勤求》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

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序》中也云：“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在道门看来，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对现世美满幸福生活的追求要以生命存在为前提，而死亡则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美好生活的终结，这是一件极为可悲可叹之事。故道门认定：“生可惜也，死可畏也。” 所以，道教向来以“仙道贵生”来标榜自己。

道教认为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道书常以“死王乐为生鼠之喻” 来表达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和眷念之情，死去的帝王连一只活的老鼠都不如！沐漓尽致地凸现了道教贵生、惜生、以生为乐的生命观。

重生恶死思想是道徒奉行的一条基本理念，对道教徒日常修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如道徒在书符写经过程中有一条禁忌：“死字不居行首，生字不在行下”。意思是在写经书符时，遇“生”字不得写在一行最下端，遇“死”字不得写在行的最上端，这就是道门常说的不能“悬生露死”。这一禁忌典型地烘托出道教重生恶死的乐生观。

其次，与儒家“天命不可违”敬天服命的生命观相迥异，道教高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旗，对战胜死亡、延长生命充满了信心。《抱朴子·内篇》引《龟甲文》云：“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入口亿万年。”《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张伯端在《悟真篇》也云：“一粒金丹吞入口，始知我命不由天。”道书《真气还元铭》曾对这一宣言作了如下阐释：“言性命生死，由人自己。人若能知自然之道，运动元和之气，外吞三景，内服五芽，动制百灵，静安五脏，则寒温饥渴不能侵，五兵白刃不能近。死生在手，变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

此之为我命在我也。” ?这就是说人之性命、寿夭长短操之在我，人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探求自然之道，通达天地万物造化之理，盗取天地之机，采取炼养元气等各种内修手段，不仅能防止自身机体衰老，竞其天年，甚至还可以扭转生命流动的时间之矢，逆修成仙，达到“深根固柢，长生久视”。

道教认为性命由己、生命操之在我的一个主要理念就是人可以通过自身主观努力，能不断提高个体生命的质与量，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自主观，有着重要的潜科学意义。道教所追求的蓬莱仙境固然难以实现，但道门中人孜孜以求、不畏艰辛苦炼各种外金丹和内金丹的宗教实践活动，在客观上却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包括人体生命现象在内的自然界物质结构、运动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推动包括医学养生学在内的科学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道教的生命哲学观具有浓厚的潜科学价值的现实意义。

抗拒死亡、延长生命是人类普遍的一个理想。人，有生必有死，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但人类的寿命极限即天年却是可以通过种种努力、途径加以延伸的。虽然现代医学尚未能最终确定人类天年的限度，但根据调查统计资料，人类的平均寿命却是在不断增加。有资料表明，欧洲在不同时代的平均寿命是：古罗马29—30岁，文艺复兴35岁，18世纪36岁，19世纪40—45岁，1920年55岁，1935年60岁，1952年68.5岁。

现今世界几个长寿国家的平均寿命，男性寿数依次为：冰岛(73岁)、日本(72.97岁)、瑞典(72.37岁)、荷兰(72岁)、挪威(71.85岁)；女性依次为：冰岛(79.2岁)、瑞典(78.5岁)、荷兰(78.4岁)、日本(78.33岁)、挪威(78.12岁)。这就表明，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和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医疗保健手段的完善，人类的平均寿命是逐渐增加的。可以肯定，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养生保健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基因工程技术的突破、克隆技术的合理应用，人类个体生命的天年绝不会以通常所说的120岁为极限。

只要遵循和掌握一定的养生技法，做到起居有常、精气不耗、饮食有节等等，在现代医学科学的不断推动下，人类要达到道书《三元延寿参赞书》所提出的“人之寿，天元六十，地元六十，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岁”这一寿数也并非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自主思想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它能激励人们去不断探索、创造各种能战胜疾病、抵御衰老和种种延年益寿的方法与措施，为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第三，道教生命观强调“延生有术”。道教不仅珍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生道合一”为基本教义，而且认为道与术密不可分，道寓术中。所以道门中人普遍认为欲求“长生久视之道”，必须“合修众术”。道门在成仙途径与方法上，虽然一宗一派都各有所崇，但普遍强调合修众术，反对偏修一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中就指出：“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葛洪提倡合修众术，主张“藉众术之共成长生”。

他在书中还严厉批判了“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这样一些“偏修”短见。葛洪这一“藉众术之共成长生”的思想具体反映在他对各种道术的态度上。《抱朴子·内篇》一书对金丹、服食、导引、内视、辟谷、守一、吐纳、胎息、存思、房中诸术都予以认真研究，以期合修众术共成长生。葛洪所系统阐述的这一养生成仙方法论对道教影响深远。

道教经籍的传统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九类法，第九类即为众术。唐代孟安排的《道教义枢》就训“众”为多，“术”为道，称“修炼多途，为入真初道”。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也援引张湛《养生集叙》，认为养生有十大要，即啬神、爱气、养形、导引、言语、饮食、房室、反俗、医药、禁忌。所以，道教生命哲学观并非只是停留在贵生、乐生的抽象玄理层次，而是在充分肯定生命价值的基础上，强调延生有术，合修众术以共成长生。它激励道徒博采众生，积极不懈地探索各种延生、护生方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这对于推动古代医学养生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正是在道教这一生命哲学观的影响下，道门因贵生而乐生、好生，并进而注重养生。道教的生命哲学观与佛教厌世恶生以及儒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难看出，就养生保健的科学意义来说，道教生命观远胜于儒佛，更有助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

也正因为道教乐生、贵生和重术，所以道门将古代先民各种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术都一一吸纳进来，并根据道教的宗教修持需要加以改造、发挥，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化学、天文地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道教生命哲学中蕴藏的潜科学思想和价值给予正确认识和评价，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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