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就是广州: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汉朝使臣陆贾第一次来到番禺（今广州）时，南越王赵佗用个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见了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刘邦一统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据岭南的赵佗，于是派陆贾南下劝降。

赵佗身居岭南多年，自称“蛮夷大长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饰，头发梳成椎髻，见到陆贾时，他双腿向前叉开而坐，没有半点儿中原礼俗的样子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陆贾当面数落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赵佗还不服气，说：“假如我当时也在中原逐鹿，哪见得就比不上汉皇呢？”

清代学者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意思是，广东自古远离中原，受中原声威教化的影响较小。

用王道正统的观点来看，古代岭南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历史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移民，历来被描述为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声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准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与交融。

广州陈家祠屋檐的传统雕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01

林语堂评价广东人，说其“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种性格似乎从两千多年前就被刻进了岭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赵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当官，他之所以在岭南割据称雄，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一次远征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岭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史书记载，此战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尉屠睢一时轻敌，遭到越人夜袭，当场阵亡，百战百胜的秦军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个跟头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军吸取教训，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确保后勤补给，并训练精锐的水军“楼船之士”，随后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次出兵岭南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四年后，任囂与赵佗率领的秦军平定岭南广东道观寺庙寺院。秦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嚣为南海尉，总领岭南全局，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南越。

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时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称为“南越”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任嚣对岭南的经营一直持续到了秦末乱世，为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史书将他与当时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称：“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戍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谪吏，为岭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与土著的越人通婚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任嚣采取宽松政策，“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接受南越习俗，与越人和睦相处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他任职数载，越人皆诚心归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灭亡前夕，任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他已经走到生命尽头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于是，任嚣召赵佗到番禺，临终前将岭南托付给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时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秦亡之后，赵佗不负任嚣所托，迅速派兵切断通道，严守关口，在番禺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珠江沿岸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地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南岭以南，三江来水分别从博罗田螺峡、清远飞来峡、肇庆羚羊峡倾泻而出，汇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时候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当地人习惯将穿城而过的江河称为“海”，称今黄埔南海神庙一带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湾一带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在古代，广州不仅坐拥浩荡江水，还有三十余峰逐级而下，其中，以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番山、禺山为第三级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描述广州的山势时说：“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广东道观寺庙寺院。”番山、禺山大约在一千年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后来逐渐退出历史。

直到南越国灭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觉得依山临水的广州城有“王气”，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楼（后改称镇海楼，即现在的广州博物馆馆址）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座雄伟的五层高楼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个观景楼台，实际上代表帝国对这片海疆的统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图虫创意

02

史书记载，赵佗活了一百多岁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在赵佗统治期间，南越国长期处于承平年代，他继承任嚣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南越风俗，对南越旧俗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并鼓励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辑百越”。

当年陆贾见赵佗时，指责他“反天性，弃冠带”，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区区南越之地与大汉天子抗衡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是因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赵佗割据自立，身着越服，是落后的表现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更容易与越人打成一片，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史书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种“文理”正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越国也渐渐学习了来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伦、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赵佗去世后，南越国又存在了二十多年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汉武帝在位时，派五路大军直捣番禺，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称“交州九郡”。

南越国灭亡后，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苍梧郡广信县，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却不经意间唤醒了此地的另一个特性——平民属性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当时，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变成了平民区，大量民众涌来，在王城的城墙下贩卖商品，建起了广州最早的“城中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现在的广州：高楼与城中村融为一体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据《史记》《汉书》记载，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总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而远在南方的番禺，却把历史的舞台让给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商贩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下的交州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其中广州的州治为南海郡番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由此得名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孙吴大臣步骘南下到广州为官时，登上象岗山，遥望珠江烟波万顷的壮阔景象，才知道当初赵佗为何会选择这里作为王都，赞叹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只因古人常将广州的江河称为“海”，所以步骘说，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于是，步骘筑立城郭，围绕着曾经的南越国王宫，对番禺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步骘扩建的广州城在南海之滨焕然一新，直到两晋之际，这里仍是庇护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十室九空，远在越秀山下的广州城却是一片平静祥和的乐土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有个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砖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03

南朝梁武帝在位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达摩祖师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史迹：一处是今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西来初地”，这里相传是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三国时期孙吴学者虞翻被贬广州后，来到赵建德的故园中讲学，每次前来听课的学生多达数百人。虞翻在园中栽种树木，人们将这个园子称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这个园子被捐出作为寺庙，因为其前身为王苑，故俗称“王园寺”。

达摩祖师在广州登岸后，见王园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下有黄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因为王园寺曾是南越国王故宅，又是大学者虞翻讲学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确有宝藏，就跟着达摩，挑起锄头往下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挖了几丈深后，黄金没找到，却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当众人失望时，达摩却说，这不是用黄金的斤两可以来计算的。

据《光孝寺志》记载，人们在这里打了一口井，称为“达摩井”或“洗钵泉”，其“味甚甘冽，盖石泉也”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广州时，光孝寺（当时名为乾明法性寺）有了“风幡之论”的著名典故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当时，印宗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指着飘动的幡说，问大家是幡为何而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有人说是幡在动，有人说是幡随风而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正当众僧为此争论不休时，惠能来到寺中，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光孝寺菩提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图虫创意

菩提达摩在广州登岸，开启中国禅宗的历史，其实蕴含着广州另一个古老的属性——海洋属性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秦汉时期，广州流传的果布、珠玑、玳瑁等商品多来自于海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来品。甚至就连秦始皇发兵征服岭南的原因，一说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早在先秦时，“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条从南海出发，通往东南亚等地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珠江“八门入海”示意图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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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是说，广州的刺史在城门附近转一转，就能收获几千万钱财。

隋朝灭南陈，一统南北后，接管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市场，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隋朝加重对商人的盘剥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复南陈为名，引兵围广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广州之围，随后请出本地土著领袖冼夫人安抚民心，才平息了这场动乱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为此，隋文帝杨坚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海上贸易畅通，禁止广州官吏不得从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广东道观寺庙寺院。隋代，广州“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炀帝时，在锐意经略海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自隋炀帝起，朝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南海神庙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国管辖，但这种超越人间的力量是王朝统治者赋予的，以此宣称这片山海已被纳入帝国的体系。

广州南海神庙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到了唐代，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乃至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有了一个官方名称——广州通海夷道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此外，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一时期，“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号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六祖惠能在广州留下“风幡之论”典故的时代，除了佛教外，还有无数外来文化在广州争奇斗艳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从这条伟大航道而来的外国来客，在广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购田宅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唐代的蕃坊在广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始建于唐时的怀圣寺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商贾骚动之下，广州开放包容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但即便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广州这种重利的风气还是看不惯的。

农为本，商为末，官府认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广州一带“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对官员毕恭毕敬，背地里也与官府若即若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商矛盾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当时，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盘剥，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广东道观寺庙寺院。然而，路元睿不顾商人们的说辞，只知官官相护，判定商人有罪。这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怒。

那时有钱人家中经常用“昆仑奴”（即东南亚一带的“黑人”）作为仆役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其中一个商人的昆仑奴闯入官署，提刀杀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个亲随，并带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仑奴完成刺杀之后，与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们从他家拉出了几大车金银珠宝。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又发生了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的事件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中国史籍中常引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描述，认为这是大食、波斯等国趁乱出兵攻打广州的事件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但在阿拉伯等国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

有不少人认为，作乱的其实是居住在广州的蕃客，这背后也是官与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蕃商攻入广州城，“劫仓库，焚庐舍”，其主要目标都是官衙与官仓广东道观寺庙寺院。由于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词，在史书中就变成了兵众攻城的历史事件。

唐代广州的繁华如梦，后来被黄巢起义军踏碎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率领他的军队攻入广州广东道观寺庙寺院。黄巢看重广州“市舶宝货所聚”的金山银库，却在掠夺之后，将对唐朝的满腔愤恨发泄到广州城上。

史载，广州“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广东道观寺庙寺院。黄巢四面纵火，大肆焚烧，使广州遭受自东汉末年以来最严重的灾祸，同时，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黄巢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总共有12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由于黄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发，黄巢只好放弃广州，再次挥军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长安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但就是黄巢在广州短短停留一个月期间，广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断，听说黄巢大肆屠杀蕃客后，直到唐朝灭亡（907年），外国船舶都不敢来广州了。

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在国内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开海，才修补了黄巢起义留下的创伤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南汉书》声称，诸国之中当属南汉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南汉君主虽然暴虐，却支持宽松的营商环境，广州远离北方的军事打击，故而民安物阜，经济繁荣。

在此后以海上贸易闻名世界的宋元时代，广州城再度走向复兴，但也存在一条隐秘的暗线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黄埔古港遗址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图虫创意

05

宋朝的官家起初并不喜欢广州崇尚经商的氛围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出自宋代，大致意思是读书人只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光宗耀祖。

在文风鼎盛的环境下，崇尚打开国门做生意的广州显得格格不入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宋灭南汉后，宋太祖一度禁止广州人采珠，规定采珠贩卖的人，年轻的充军，年老的回家耕田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就是要劝老百姓专心务农。

广州有名的“五羊传说”，入宋之后在世间广泛流传起来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最早记载相关故事的晋代《广州记》，也仅在宋代《太平御览》里留下残篇。

南宋《南越志》写道：“昔有五仙牵五色羊至此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传说，有五位仙人骑着羊，手执穗禾降临广州，祝福广州永无饥荒，之后五仙腾空飞去，五羊化为石像，故广州有“羊城”之称。

尽管这个故事的年代被设置在了广州建城之初，但其蕴含的思想，显然更符合宋时以耕读为本的主流价值观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越秀公园五羊石像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宋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最初目的是控制当地的对外贸易，由官方垄断经营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其中有一项规定：“敢与蕃客贸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你看，商人生意做太大的话，还要治罪。

历经官方与民间的长期拉扯，宋朝才逐步放开政策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见广州商人不听号令，屡禁不止，只好承认“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船舶，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另外，朝廷允许“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

这是减少对商人的剥削，扶持商业发展，并放开禁令，允许私商大量进入市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于是，中外商船再度云集广州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广州作为国际城市，汇聚了来自海内外的奇珍异宝。宋人郭祥正如此评价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广州的商人用斛量珠玑，像卖米一样成批贩卖，卖犀角、象牙的人像是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到处走。

两宋之后，元代亦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但元朝军队南下灭宋，入主广州时，又一次对广州造成毁灭性打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陷落后，宋臣拥立的小皇帝赵昰南下避难广东道观寺庙寺院。面对咄咄逼人的元军，广州臣民为捍卫宋室，曾三次夺回广州。

元军被激怒后，对广州一带大肆破坏，直到南宋君臣淹没于珠江入海口的崖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宋末元初的陈大震在《南海志》中写道：“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

元军攻入广州后，毁掉了宋朝市舶司办公的市舶亭，并绕开广州，以福建泉州为主要通商口岸，率先恢复泉州市舶司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泉州，是宋元时期与广州齐名的海上贸易城市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宋末，在泉州主掌市舶司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向元朝献城归降，使泉州免于战火摧残。

元朝想以泉州取代广州，并垄断海外贸易，曾五次禁商下海，规定非官本船不能从事海外贸易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所谓官本船，即进行海外贸易的官船，一般由官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挑选经手人入海贸易，所得利润三七分成，官府得七分，商人得三分。

可是，广州人自古就继承了经商的文化基因，朝廷根本抑制不了他们出海的心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南海志》记载，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多达141个，超过唐、宋时期，可见无论官府如何控制，这条历史悠久的航线始终无可替代。

于是，元朝只能再次在广州设市舶司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在历经多次摧残、限制之后，珠江上依然千帆竞渡，广州的海上贸易市场欣欣向荣。

南宋时期的岭南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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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广州却成为为数不多的开放窗口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明朝两百多年间，市舶司几度兴废，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不少沿海居民铤而走险，靠走私谋生，却被划为强盗、海贼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正统十四年（1449年），走私犯黄萧养从广州大牢越狱，率领一百多名囚犯起义，抢了军械库，后聚众万人，船数百艘，以“拜佛削羊”（攻打佛山、广州）为口号，围攻广州八个月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后来，明军增援赶到，黄萧养不敌，逃到珠江河面的白鹅潭，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广州白鹅潭畔的沙面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图源：摄图网

嘉靖年间“争贡之役”引发的海禁，让广州市舶司取得一家独大的贸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预演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与大内氏两大商贸集团来明进行贸易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这两路日本人到了宁波，接受市舶司检验，由于双方的“勘合”（明廷所颁发的凭证）有新旧之分，都觉得自己的靠谱，因此大吵一架。

细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场门道，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信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在之后的宴会上，细川氏商团居于首席，大内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大内氏商团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团抢出之前被收缴的武器，与细川氏商团在宁波展开械斗，沿路烧杀抢掠，与倭寇无异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惊之余，决定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州市舶司一处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此后，明朝继续加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万历年间，朝廷派太监李凤为广东税使，掌管广州的经济大权，每年要求广东向朝廷征解二十万税银。同一时期形成的“三十六行”，负责垄断外贸事务，堪称清代十三行的雏形。

明代人称广州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句看似有些自豪的评价，也表明当时的广州贸易是为大明王朝服务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明代广州府境图

清朝初年，朝廷有了另一个实行海禁政策的理由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当时，南明的国姓爷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与清廷对立多年，随时可能发兵反攻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清廷为了防止东南沿海民众与郑氏联合，于是五次颁布禁海令，勒令片板不准下海，又三次颁布迁界命令，迫使沿海居民烧毁房屋，内迁数十里，敢越界者，将下狱处死，海岸边一时成了“无人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的贸易都会，遏止商业意味着扼杀生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清初，广州人歉收时买不到粮食，丰收时又卖不出去商品，再加上战争、气候等因素，顺治年间，广州一度陷入“人相食”的大饥荒，城邑衰败，民间残破，人口从明末的38.56万人锐减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22.42万人，近四成人死于非命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水师攻下台湾后，“禁海迁界”的理由不复存在，康熙帝下令停止迁界，恢复开海广东道观寺庙寺院。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次年，设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处海关。

在当时，朝廷是否决定开海贸易，既不听商贾之言，也不考虑洋人意见，全靠天恩浩荡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有官员奏报，闽、粤两省沿海内迁的老百姓回家时，感恩戴德地说：“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

清代广州十三行：图中可看到怀圣寺、六榕花塔、镇海楼等广州代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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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乾陵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再次收紧对外政策，关闭其他几处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通商口岸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至此，广州进入“一口通商”时代，其英文名Canton也成为老外口中中国的代名词。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据不完全统计，从1700年到1830年，输入广州的白银多达4亿两，粤海关的关税收人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0%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广州十三行得到清廷特许经营广东道观寺庙寺院。行商在对外通商中扮演着代理中介的角色，外商来华做生意，都需要经过他们进行交易。

十三行行商凭借垄断性贸易而发家致富，怡和洋行的伍秉鉴，一度成为帝国首富，与潘、卢、叶三家号称当时的“广州四大富豪”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伍秉鉴画像

但是，垄断性的生意表面上风光无限，背地里往往需要政治的加持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据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秉鉴家族为了上下打点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广东道观寺庙寺院。除广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十三行的贸易垄断一去不返。

行商地位下降，失去利用价值后，清廷对伍氏家族进行最后的压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南京条约》中的巨额赔款，有100万出自伍秉鉴家族，而此前《广州和约》的600万赔款，伍氏也帮清廷出了110万。

伍秉鉴在战争的风雨中心力交瘁，走向人生终点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后，年迈的伍秉鉴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过去两千多年间，政治、经济等不同力量在广州的博弈，铸就了广州的千载繁荣，也书写了这座城市的举步维艰，而伍秉鉴只是其中一个牺牲品而已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外销画：1856年广州十三行大火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驻扎于广州的英军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将十三行周边的大片民房拆毁，筑起防御工事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12月14深夜，愤怒的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房屋，火势迅速蔓延，直至吞没整个十三行地区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烬，广州十三行最终在大火中成为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时代背景下，广州走进了新的动荡时代广东道观寺庙寺院。

参考文献：

[宋]周去非；杨武泉注解：《岭外代答校注》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中华书局，1999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中华书局，1997

[清]阮元：《广东通志》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杨万秀主编：《广州通史》广东道观寺庙寺院，中华书局，2010

叶曙明：《广州传》广东道观寺庙寺院，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广东道观寺庙寺院，《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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