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如何实现与儒道并列且生根？偶然还是必然: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前言

都知道儒家和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学派和宗教，而佛教在汉代时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但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根本不理解，只是将它当做本土道教神仙的一种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少数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体制内上层人士。他们也是将佛教当成和道教的黄老一样来拜。在那个时候，实际是人们出家为僧是的。因此，当时的佛教在中原还仅仅是社会上一种边缘思潮存在而已。

那为什么佛教后来居上，不仅与儒、道并驾齐驱，甚至发展到后来居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问题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关于儒和道

严格意义上儒算不上宗教，算是一种学说，是关于社会政治伦理的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教说，本质上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关注现实政治伦理的，他认为有一种伟大的客观自然力存在，这就是“天”，它不会说话，但促使四时循环运转，万物生长生息；“天”所体现的自然规律，就是所谓的“天道”；它代表着一种朴素的真理，让人们敬畏，这就是“天命”。

天的运行是有自己规律的，它不会为圣明的帝王而存在，也不会为暴虐荒淫的君主而消亡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因此，执政者使国家富足而又节约用度，则天不会带来贫穷；使人民休养生息和适当劳役，则天不会降下灾祸。“天”与“人”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执政者更应看重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西汉的大儒者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生的，天就像人的祖先一样；人的形体、气质、禀赋都是天生的。帝王是受天之命的“天子”，遵循天道行事。儒家理解的天并不神秘，它仅是宇宙的自然力，实际上与人类社会是无内在联系的，而且它没有形象，没有感性，没有灵验的效应，并非超自然的可以作威作福的。

儒家虽不是宗教，从汉武帝时期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就再也没有离开古代中国的政治，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发展到至今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正因为中国儒家没有超然崇拜观念，不存在非现实的生活幻想，没有人生的终极意识，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留下了一片空虚的地带，让宗教信仰乘虚而入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而道教对道家学术为理论指导，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出现应该从张角、张道陵所创的太平教和五斗米算起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以现世的救治、修道炼丹，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化羽成仙，可现实中又有谁见过某人长生或修道成仙呢？

人是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的实体，每个人都有欲望和情感，而且努力追求着幸福漯河道观寺庙寺院。然而人们是受到社会因素制约的，其欲望常常不能满足，情感得不到寄托，幸福的愿望遭到破灭，即使是修道也未必能得到解决。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烦恼、痛苦和失望，于是需要发出生命的叹息，在冷漠的社会里寻求同情和安慰，从政治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去幻想远离现实的自由幸福，希望自己的善良心愿和虔诚祈祷得到超然的上帝的怜悯和帮助，憧憬着脱离苦海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印度的佛教恰恰迎合了古代东方人们的这种宗教信仰的需要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因此，当它传入中国，很快为民众所接受。佛教虽然也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某些帝王的支持，但它之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中国民众一方面接受儒家的政治教化，另一方面接受佛家的宗教信仰，这造成互补的关系，形成特具东方色彩的意识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佛教在汉代就已经传入中原漯河道观寺庙寺院，爆炸式的扩张却是南北朝时期，这又是为什么呢？

佛教的盛行在魏晋南北

我想应该是东汉末期以后，社会动荡，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不能解释社会的黑暗面，社会各个阶层对儒家学说的信任产生了危机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而此时的道教还处在宗教的原始阶段，加上以道教为外衣黄巾起义，因此，这个时期的道教被统治阶级视为民间非法组织，处于被官府取缔和半取缔的状态中。

于是，中国社会的思想信仰就出现了一种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去填补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佛教思想恰逢其时，从天而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动荡的社会是宗教发展的沃土。当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怀着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忧虑，神灵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们寄托各种美好愿望的对象。这个时期的王公大臣和普通百姓，都要保全身家性命和自家的财产。所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佛教。

可能是佛教教徒也使用传言，夸大杜撰了佛法的功力，或一些偶然的事件用佛法来加以解释和渲染，比如说某人因为获罪而被处于死刑，临刑的时候他默念观世音法号，竟能枷锁自脱，还有的官员在行刑前默念佛号，就在这时皇帝赦免的诏书及时送到了等等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而且这种事迹竟然被记入正史，也侧面地反映了当时官员在动乱之际，企图信仰佛教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上层阶层如此，百姓也会跟风，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

一个胡人改变了佛教的命运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这人就是后赵的石虎，石虎说我本来就是“戎”人，理当尊奉佛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于是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后，大批百姓为了逃避牢役、保全性命，纷纷削发为僧，求得寺院的庇护。

一般情况下，一个割据政权苛捐杂税，横征无度，百姓们出家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个政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尚们还俗的比例就高漯河道观寺庙寺院。那些帝王和达官显贵们自然不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他们信佛、佞佛。

南朝时期，王谢等世族大家皈依佛门，差不多近百人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即便是在东晋末年，晋恭帝还亲自筹措资金数千万，塑造了金佛，步行十余里放置在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更出名了，他曾经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愿做一个寺奴，最后都是由梁朝的官员出钱将他赎回。

普通百姓和王公贵族的种种行为，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泛滥成灾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当时中国的南北方都寺院林立，各家寺院都收敛钱财、扩充田地，出家的和尚和尼姑数量暴增。佛教寺院发展成了当时庞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据史料统计，南朝的都城建康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都城平城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庙超过了六千四百所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而南北双方合计的寺庙估计在三万所以上。当时，仅北魏统治区域就有专业的僧尼两百多万人，到了北周时期，这个数量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

唐朝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指的是这个时期的寺院泛滥的情景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敦煌漯河道观寺庙寺院，曾经是儒佛交锋的圣地，也因此造就敦煌文化

佛教如此盛行，儒家自然不甘示弱，敦煌自西汉设立郡县以来到西晋末年的数百年之间，迅速繁荣昌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成为华戎交汇的大都会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进入魏晋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

公元400年，李暠割据敦煌称王，以敦煌为国都，建立了西凉漯河道观寺庙寺院。敦煌经历了前凉、西凉、北凉三个地方割据统治，社会相对安定，每个政权的领导人都注重修理内政，轻徭薄赋，同时崇尚儒学，还兴办教育，从中原招揽了大批读书人和文化精英来教学。敦煌成为了整个河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在当时的敦煌城里，人们能够看到各地前来避难的士人、大师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师在敦煌开课讲学，往往能够聚集数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

在地理位置上，敦煌是西域进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传入中国的咽喉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断地来到敦煌，中原内地避难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产技术也纷纷迁到敦煌，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焦点。在这里，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原百姓纷纷拜倒在从西边来的“佛”的脚下，希望能够借此解脱苦难。也因此把佛教圣地称为“西方极乐”。

敦煌由此成了佛教东传的原点和西部地区的传教中心漯河道观寺庙寺院。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驻足讲经，并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大地。而佛教中人显然比起儒学大师们更会来事，开始在敦煌开凿佛教石窟表示虔诚的心意。这场石窟造佛运动延续了千百年，最后造就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以当时敦煌雄厚的经济为基础，与灿烂的文化以及东西思想的碰撞为底蕴，编成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表现为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壁画。

佛教最终还是向世俗低头漯河道观寺庙寺院，被改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早期的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漯河道观寺庙寺院。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也不会在人群中多看他一眼，直接飘过。

以追求特权为目标的达官显贵那受得了，认为就是一个不敬的行为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一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中的慧运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而这个“大不敬”在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慧远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不敬。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不过佛教如此发展，本身也存在一些社会不安定的问题，他们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的人力、财力，有一些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县城，聚集在寺庙却有数十万的僧侣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佛教的势力就超过了地方州县官方势力，这不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漯河道观寺庙寺院。

而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的人物和事例存在。

部分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也认为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妨碍自己的大一统的事业，开始采取行动了漯河道观寺庙寺院。北魏太武帝最先采取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佛教的泛滥如同“野火烧不尽”的草一样复燃了。太武帝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而且规模更大。发展到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

这排序一公布，引起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排在儒后面可以接受，但至少要排在道教之前，道教也是不干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于是，道佛两派的代表当着皇帝的争得面红耳赤，哪有出家人的风度。周武帝一怒之下，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强行迫使这些出家人还俗。当时只有道教还被两处道观，佛教却完全被废，三百万和尚被遣散回乡，进行俗家编户，接受朝廷的统治，佛教再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在中国没有绝迹，但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的思考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存、生根、繁盛。

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漯河道观寺庙寺院。此后，他们不但对帝王官员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施主长施主短的”。更重要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了佛教的教义，调和佛教与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矛盾。《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为什么被镇压，因500年前不懂礼数，见了谁都不拜，只唱一个喏。压了500年后，也就懂事了，也许就是这个寓意吧。

唐宋以后，外来的佛教就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当中，成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不同层次地参与了政治事务。另一方面，官府也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如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老百姓们开介绍信，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相当于证明）。如果远游的和尚没有官府提供的度牒，不是被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教。

因此存在即合理，佛教从生搬硬套印度模式，从人们肤浅的追捧到经历一次次不适应，一次次打击，从而衍生出了符合中国本土生存的新佛法漯河道观寺庙寺院。万物都是以生存为前提，进化而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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