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觉巷清真大寺:南安道观寺庙寺院

　　估计很多人要找化觉巷清真大寺是困难的南安道观寺庙寺院。它离鼓楼很近，西北方向也就百余米的样子，但你站在鼓楼下的时候，就会被周围密密匝匝的门店搞晕了。其实找到化觉巷就能找到它，窄窄的，一直往里走，总能找到。化觉巷很奇怪，听名字是一条巷子，但似乎有好几个入口，东南西北，西羊市、北院门、北广济街，都可以走进去。化觉巷本来不叫化觉巷，清代《咸宁县志》中写作花角巷，比较形象，后来因为其中有清真大寺，“真主感化、感悟”的意思融入了进去，转音称化觉巷了。

　　这个寺建于何时？唐代，唐玄宗天宝元年，资料上都这么说，该寺参观券上的简介也这么说南安道观寺庙寺院。这么说当然有根据，寺内现存有一方残碑，是“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篆”的《创建清真寺碑记》，其中说是唐玄宗“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设其寺”的，落款年月为“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但这种说法，引起了好几位权威专家的否定，认为这方碑石应为伪碑。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从宗教传播角度认为安史之乱后定居长安的回鹘人信奉的是摩尼教而不是伊斯兰教，长安这时并无清真寺建立的记载，天宝十年之后杜环所著《经行记》为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因而王鉷所撰碑系伪造无疑；白寿彝则专文论述过这方碑石，以为行文及语意上不像是唐人口吻，通篇文字有着宋明理学的气息，疑为教外人所为；陈垣则从语词译法方面推断碑文行文、语意均为元末明初时人的风习，甚至在《全唐文》中发现有王鉷上书玄宗舍宅为道观表，表中说宅第在城南安化门内，于是怀疑这方碑石也许是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后来此观落入回教人手里，把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而仍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的名衔刻入碑石南安道观寺庙寺院。这些都是文史学者从学术角度对碑文真伪的考证，比较费力。其实，化觉巷清真大寺所处的位置，在唐代，处于皇城内，是尚书省所在地，全国行政机构的总汇，怎么可能在此建一清真寺供人礼拜？因而，可以肯定的是，此寺多为宋元以后创建。

　　寺门朝北，狭小，在寺院的东北角南安道观寺庙寺院。整座寺院为长方形，南北狭窄而东西修长，四进院式布局。站在门口，往里边看则树影斑驳，楼阁掩映，看不到尽头。东面临了化觉巷是一面墙，墙面为砖雕，多以花卉为主，墙基则石条铺就。砖雕影壁对面则为一木制大牌楼，飞檐斗拱，颇为壮观，距离很近。过牌楼后五间楼即进入二进院，中央有三间四柱石牌坊一通，中楣上边石刻“天监在兹”四字，两侧坊楣石刻“钦冀昭事”和“虔诚省礼”联语，大致为明时旧物。牌坊前后有甬道，两侧有石碑嵌于砖构龛内，南侧为清乾隆年间“敕修清真寺碑”，碑阴镌刻明天启礼部侍郎董其昌手书“敕赐礼拜寺”五字；北侧为明万历年间冯从吾所撰《敕赐重修清真寺碑》，碑阴镌刻宋代书法家米芾手书“道法参天地”五字。不曾细靠究竟，但说米芾为回族，似亦能说得过去。过二进院有敕修殿，进得三进院，院中心有省心楼，二层三檐八角攒顶。最后为四进院，院内有一真亭，亭南北两侧有厢房，过甬道则为全寺主体礼拜大殿，规模宏巨。寺院布局紧凑，又多砖雕、石雕艺术，碑碣、对联众多，且多为名流书丹，如慈禧、光绪、宋伯鲁、马福祥、白崇禧等人都有手书留存，很有中国园林式的讲究与排场，在国内清真寺中亦是较为少见的。

　　翻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见她对化觉巷清真大寺亦有详细的记录，其中也说见到了唐王所撰碑，已破一角，原本是放在院中的，但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搬到了室内，毁掉的一角就是在此时发生的南安道观寺庙寺院。她在寺内还看到传说中的清官石与白虫石，感到荒诞不稽，现在应该还在寺内。奇怪的是，他们对于王所撰碑的真伪问题，没有太多的留意。何正璜日记中，记录她曾多次到清真大寺歇息、作画的情况，大致这地方环境很好，且距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宿营地很近，就在对过民教馆，亦即原来省图的院子内，于她来说，实在是很为方便的。

　　化觉巷清真大寺我去过多次，但几乎每次都是囫囵吞枣地随意浏览一番，最后一次才仔细地看了看，但因为正逢开斋节，寺内有大型活动举行，人流窜动，倒是影响了一些自己的心情南安道观寺庙寺院。想着，一个雨天里，在湿润的天气中，一个人打着伞，慢慢地游走，仔细品味其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兴许是很好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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