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抚处置使张浚札子：据吴玠陈请，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屡获显应: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三圣神崇拜与宋代军民的忠烈信仰［ 作者：王元林/孙廷林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4823 时间：2018-9-18 录入：wangwencui ］

2018年9月18日 佛学研究网

一般认为，祠神信仰的传播群体是流动性较强或有潜力动员社会资源的人群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中，如祁泰履(Terry Kleeman)关于梓潼神的研究指出，梓潼神的传播与南宋末年的四川移民、道教关系密切；①韩森(Valerie Hansen)对五通、张王、天妃、梓潼的研究认为，祠神信仰传播是商业革命在信仰世界的反映。②韩明士(Robert Hymes)关于宋元时期华盖山三真君的研究则认为，推动三真君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而非商人。③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视角揭示出宋代祠神信仰的某一面相，而有关战争及军民迁移等在宋代祠神信仰与传播中的作用，研究者则鲜有涉及。

忠烈信仰是与战争、军队密切相关的祠神信仰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皮庆生曾指出军人尤其是军官在传播祠神信仰方面的作用，很值得注意；他又认为军人、军官传播祠神信仰的具体原因已无法详考。④杨俊峰指出两宋之际，国家大规模建祠追崇忠烈，忠烈祠庙成为向普通民众劝忠的新手段。⑤忠烈信仰作为国家向民众劝忠的重要载体，军人群体特别是主要将领在忠烈信仰与传播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即拟以三圣神信仰传衍之个案，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以期管窥国家劝忠背景下的忠烈信仰，以及军人群体与忠烈信仰传播间的关系。

一、三圣神祠庙的设立及其由来

北宋中叶以后，在“一道德、同风俗”的背景下，与大举毁禁淫祀同步，封赐祠神活动大盛平凉道观寺庙寺院。⑥旌表忠烈是封赐祠神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两宋之际，以忠烈信仰鼓舞民众甚至成为举国救亡图存的精神支柱。三圣神崇拜即是其中突出一例。南宋初，先后在凤翔府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建立三圣神祠庙，有旌忠观、旌忠庙等名号。建于临安的旌忠庙(观)屡见记载，但有关庙宇的初建位置则略有不同。《乾道临安志》云：

旌忠观，绍兴元年，宣抚处置使张浚札子：据吴玠陈请，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屡获显应，乞于凤翔府和尚原立庙平凉道观寺庙寺院。赐旌忠庙额，封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三年，张俊、杨存中、郭仲荀用己俸于临安府踏道桥东立庙。绍兴十九年，改赐观额。三十二年，徙于觉苑寺故基。⑦

《咸淳临安志》亦载：

旌忠观，在丰乐桥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绍兴元年，宣抚处置使张浚据秦凤帅吴玠陈请，凤翔府和尚原三圣庙乞赐额曰旌忠。三年，张循王俊、杨和王存中于临安府踏道桥东立庙。绍兴十九年，杨和王奏请改赐观额。三十二年，徙于觉苑寺故基。⑧

上引皆载临安旌忠三圣庙初建于绍兴三年(1133)，庙址在“踏道桥东”，后徙“觉苑寺故基”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咸淳临安志》又载“(三圣庙)旧在清冷桥北”，⑨《梁溪漫志》则谓：绍兴初建庙“临安柴垛桥之东……今迁庙于丰乐桥之东北，故觉苑寺基也”。⑩庙址在“踏道桥东”、“清冷桥北”、“柴垛桥之东”等说法，当因参照物不同所致，其所指则一。《宋会要》载：“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诏以临安府觉苑寺地建三圣旌忠观。旧观在府城踏道，其地入德寿宫桥，以别建财植，命尽给之，仍赐白金千两。”(11)这与《梦粱录》、(12)《玉海》(13)所载一致。

临安旌忠庙(观)所奉祀的三圣神，原为陕西诸路军队所奉祀的神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绍兴间，得以立庙临安、获赐“旌忠”庙额，以及改赐额“旌忠观”等，这其中吴玠、张俊、杨存中、郭仲荀等出身于陕西的将领起到了重要作用。陕西军队的奉祀之神如何能在临安得以设庙(观)受到奉祀？张家驹先生提到“旌忠庙本在延安，南宋初在临安建庙”；(14)汪圣铎言及“旌忠庙最初是张浚、吴玠建于陕西凤翔和尚原，据说是三圣显灵保佑宋军打了胜仗。后张浚于绍兴三年奏请建同名庙于临安”，(15)均已指出三圣神起源于陕西，惜未及深入探究。据《舆地纪胜》载，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市)“(三圣)神本出泾原……后建庙于行在，即旌忠观之三圣庙也”。又言石泉军(治今四川北川县治城镇)三圣神“即泾原三蜥蜴之神”。(16)可知四川北部地区的三圣神与临安旌忠观之三圣神均源自陕西泾原路。

三圣神起源于泾原路平夏城(今宁夏固原黄铎堡镇)清晰可考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平夏城为章楶所建，其地原属泾原路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处西夏侵宋孔道。(17)绍圣三年(1096)，章楶知渭州，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胡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寨。”(18)鉴于平夏城重要战略地位，至大观二年(1108)置怀德军，即以平夏城为治所。戍守军队自需神道设教等教化手段，祈祷祭祀场所必不可缺。筑平夏城之次年，宋廷即“诏泾原路平夏城置道观一所，以灵佑为名，赐田三顷，岁度童行一名”。(19)可见灵佑观是由国家直接下诏设置的祈祷祭祀场所。此外，在平夏城修筑之初，军民就已开始自发奉祀“三圣神”：“土人言有三蜥蜴见，故谓之三圣”；“哲宗绍圣四年，筑平夏城，有蜥蜴三见于此，居民祠之，水旱祷即应。”(20)平夏城所处的今泾洛流域干旱缺水，旱灾频仍，(21)蜥蜴随环境变色，被认为能兴云致雨，故为当地军民奉祀祈祷。

综上，在修筑平夏城伊始，当地军民即开始奉祀兴云致雨甚为灵验的“三圣”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此时三圣神崇拜只是普通的民间信仰，而其背后的组织者也当为借助“三圣”引领民众祈祷水旱的巫祝之流。从国家礼制而言，是颇具淫祀色彩的。三圣神最初被奉祀与当地自然环境有关，而其声威远被、传播陕西诸路则因战争中显灵护佑。平夏城作为边境军事重镇，三圣神在战争中显灵护佑更为引人关注，逐渐成为宋军战争保护神，这应是其传播至陕西诸路乃至南宋临安的关键。

二、平夏城之战与北宋三圣神信仰在陕西诸路的传播

平夏城三圣神得以在陕西诸路传播，其契机是元符元年(1098)宋军取得平夏城大战的胜利平凉道观寺庙寺院。该年七月，西夏起重兵，至十月，以30万众围荡羌、通峡、平夏、灵平、高平、九羊六城寨。此前元丰五年(1082)宋夏永乐城(又名银川砦，今陕西米脂马湖峪)之战，宋军“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陷没”，(22)有学者统计这次惨败宋军死亡达3万余人。(23)平夏城之战是继永乐城大战后宋夏间又一次大规模战争，胜败对双方都非常重要。

据战后枢密院言：“近西贼举国侵犯泾原路，攻围城寨，惟恃重兵，务在速战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其本路经略司及统制官、副都总管王恩等，统领官姚雄、姚古，环庆、秦风统制策应兵马种朴、王道，各能持重，不与轻战，保全师众，及屯据要害，张耀兵势，使不能深入作战，致贼无利，沮丧遁归。”(24)正因为陕西诸路将领协同策应、捍御有方，使得平夏城保卫战成为北宋与西夏主力部队会战中，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役。(25)《长编》载：

夏主与其母自将兵数十万围平夏城，昼夜疾攻，自己卯至壬辰，凡十四日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城守益坚，寇力造高车，号曰对垒，俯其上以临城，载数百人，填壕而进。俄有大风，震折之，寇大溃，一夕皆遁。戎母惭哭，裂面而还。(26)

战争过程中出现了有利于宋军防守的大风天气，被宋军将士视为当地保护神——三圣神的显灵护佑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崇宁四年(1105)，泾原路经略司即据此奏请封赐三圣神，上书言：“昔西贼寇边，大云梯瞰城甚危迫，祷于神，大风折梯，遂解平夏之围。乞加封爵。”民众对祠神的祷告并不严格限于祠神职掌，只要神迹灵验但凡所需皆可向神灵祈祷。平夏城之战获胜提升了三圣神在沿边军民心目中的地位，“三圣”愈显声威，因之首次获得朝廷封号赐额。三圣神因军功而赐额封爵，从此开始进入国家祭祀殿宇。崇宁四年十一月“赐庙额昭顺，及封其一曰顺应侯，二曰顺贶侯，三曰顺佑侯”。(27)

徽宗崇宁至宣和间，宋夏边境发生十数次激战，整体上宋军占上风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与开疆拓土同时，宋王朝也积极主动地推进教化，措施之一便是整齐地方祠神信仰，“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28)在此背景下，平夏城三圣神也当屡受封赐，至靖康元年(1126)之前封号已分别加至灵威公、灵佑公、灵显公。(29)也就表明在徽宗时期，借助边境军事战争之需和国家祠神封赐政策，三圣神已由普通民间信仰转变为获得国家认可的神灵，这是其祛除淫祀色彩、跻身礼制行列的第一步。

随着平夏城三圣神影响扩大，陕西诸路诸州、军、监陆续建庙奉祀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嘉泰会稽志》言“自昔陕西出兵，祈祷三圣，必获显应”。(30)《舆地纪胜》亦云：“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又引《图经》言：“西陲有神曰三圣，不知始于何时。种师道并庙于泾、渭，亦谓之三圣。”(31)种师道曾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泾原路兵马都钤辖知怀德军。政和四年(1114)除泾原路兵马都钤辖、知西安州(治今宁夏海原县西南)，政和七年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至宣和四年(1122)“被旨往诣(河北河东)宣抚司议事”，其间均在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任上。(32)三圣庙“并庙于泾、渭”即当在宣和四年种师道赴任河北河东宣抚司之前。

至北宋末，金、西夏联合攻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靖康元年二月，金围宋都东京，西夏趁机“寇杏子堡”，为刘光世所败；三月，西夏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33)面对西夏乘间进攻，钦宗遣使告谕“宜释去疑虑，抚谕将士，抽回甲兵，修好如故”。(34)同时严令诸路戒备西夏，“能获其酋长，生至阙下，勉责功名”。(35)除积极外交、进行军事部署之外，进一步加封庇佑宋军的保护神。靖康元年，“诏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加号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真君。三圣庙灵威公进封威烈王、灵佑公追封威显王、灵显公追封威惠王。”考《宋会要》载：“灵应真君庙，在庆州。神宗熙宁八年十二月，诏大顺城真武特加号。”(36)此次加封之真武庙即庆州安化县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东北)真武庙，与平夏城三圣庙均位于宋夏边境。

临敌之际加封战争保护神，意在从舆论上、心理上动员军民，鼓舞军民斗志，但仅依赖神灵护佑毕竟不能保疆卫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当时“五路之师率皆勤王，关辅一空，夏人乘虚遣太子及其国相李遇昌诱三瓜诸部兵合二十余万人，寇怀德军”，经略使席贡命瓦平寨第一正将刘铨坚守怀德军治所平夏城。靖康元年十月五日，西夏军队“奄至怀德军城下，通判杜翊世力请知军刘铨率众死守，运火牛，发石机、擂木泥球击之。翊世身自抚循，士皆感激奋勇，箭无虚发，贼死伤万计，遂忽引去”。不久，西夏再次进逼，杜翊世、刘铨等战死，怀德军陷落。(37)作为宋军战争保护神的三圣神当然无法阻止西夏军队的入侵。而随着怀德军治所平夏城的沦陷，三圣神命运如何？实际上，两宋之际，特别是在北方陷没之后，三圣神信仰随着南迁军队和移民，传播至江浙、川陕间等地域。

三、南宋三圣神信仰在江浙、川陕间的传播

随着平夏城等地归入西夏，渭州、延安府等也属金国，三圣神作为宋军的战争保护神，在上述地区难以延续香火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南宋初年，被迫迁移的陕西诸路军队即西北军是南宋军队主力之一。(38)靖康之变前后，一部分陕西军队赴东京勤王，此后扈从宋高宗南下进入江浙地区，如韩世忠、张俊、杨存中、辛企宗、郭仲荀等率领的军队；另一部分坚守陕西诸路，富平大战失败后多转移至川、陕之间。因此，在南宋时期，三圣神信仰随着信仰群体的南徙传播，形成了江浙、川陕两大信仰重要地区。

早在北宋宣和年间，跟随着征讨方腊的陕西军队的步伐，三圣神信仰已经传播至临安、会稽等江浙地区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梁溪漫志》载：“诸将来东南讨方腊，亦著灵异，故相与作庙于临安。”(39)《嘉泰会稽志》亦言：“护国旌忠庙，在子城内。自昔陕西出兵，祈祷三圣，必获显应。当睦寇作乱是邦，得三圣阴佑，遂建庙。”(40)当方腊陷杭州时，因“北征事起，陕西劲兵多聚辇下，因得尽出师”，(41)宋廷以“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征方腊，(42)重要将领如刘延庆、刘光世、姚平仲、王渊、郭仲荀、辛兴宗等，均出自陕西诸路。不过鉴于军人群体的流动性，随着战争结束，陕西籍将领和军队的离开，传入江浙的三圣神信仰能否得以延续，是值得怀疑的。

南宋初年，陕西军民南迁江浙，三圣神信仰再次传入江浙地区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如上文所述，临安三圣庙建立、赐额、迁址重建皆出自张俊、吴玠、杨存中、郭仲荀等出身陕西诸将领的主导。除临安外，江浙地区的会稽、严州等地也有三圣庙分布。会稽三圣庙已如上文所述；《淳熙严州图经》中的《遂安县境图》也标示了三圣庙的分布，(43)《景定严州续志》则明确记载：“三圣庙，在县南……今行都旌忠观亦有庙焉，此又其别庙云。”(44)该记载认为遂安县(故城位于今浙江淳安县千岛湖底)的三圣神庙是行都临安旌忠庙的别庙，似显示该地的三圣神信仰乃是由临安进一步传播而来的。

与宣和年间初次传入江浙相比，南宋初三圣神的再次传入有很大不同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前者由于战争的临时性和单纯军人信众群体的流动性，三圣神信仰的延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再次传入，则是与大量陕西军队、出身陕西的将领以及随军南迁的民众等信众群体相伴随的；且随着南宋偏安一隅，这些信众群体在江浙地区逐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是南宋时期三圣神崇拜得以在江浙地区广泛传播、长盛不衰的关键。

嘉泰元年(1201)，临安旌忠观毁于火：嘉泰三年完成重建，由曾任礼部尚书的黄由撰《建观记》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此《建观记》为目前所见记载江浙地区三圣神信仰最为直接、全面的史料。虽篇幅较长，仍值得细加分析：

旌忠观者，为元丰三忠臣作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皇朝承命，稽古诹经，凡施德于民、御灾捍患，死则祀之，示褒也。凤翔故有庙，今移于行在所……其事倡于循王张俊，其费成于和王杨存中，此建置之本末也。(45)

临安旌忠三圣庙的源头，《建观记》仅追溯至立庙凤翔和尚原，全然不提三圣神为陕西军队历来所奉祀及其在北宋之神迹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建观记》载：“三神世系，以国史详之，高讳永能，绥州人；景讳思谊，普州人；程讳博古，河南人，率隶尺籍。”认定三圣庙所奉祀的是高永能、景思谊、程博古等“元丰三忠臣”，突出强调三忠臣“生为忠义、死为明神”、“昭贯日月”的忠节。三圣神封号赐额之过程，《建观记》又载：

宣和中，方腊寇睦，诏加收捕，奉命者请祷，寇即销沴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于是肇封高为感圣侯，景为顺圣侯，程为惠圣侯。建炎中，魔贼俶扰，辛侯企靖以偏师讨之，次于信上，遥伸恳诚，恍若有见，贼既就执，于是增封曰感圣顺正、曰惠圣顺应、曰顺圣威远。绍兴初，大业甫济，帝念列神之功，议所以尊显之者，礼、寺第其绩，首以三神为最，于是升封王爵，曰威烈、曰威显、曰威惠。厥后兀术拥众窥全蜀，时张公浚、吴公玠总兵凤翔，真与对垒，事亟置祠以祷，一日云豗昼暝，凤翔雨微沾，而敌壁乃有大风扬拔之异，敌骑惊遁，我师乘之，大胜。凯入，二公合词以闻。遂增封曰忠烈灵应、曰忠显昭应、曰忠惠顺应。绍兴末，阜陵复上龙輴安济，敕议褒典，又增封曰忠烈灵应昭佑、曰忠显昭应孚佑、曰忠惠顺应孚济。至嘉泰初，崇陵迄事，会越之士民以灵应来上，则又封曰忠烈灵应孚泽昭佑、曰忠显昭应孚济广佑、曰忠惠顺应孚佑善利。(46)

上引文字中，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建观记》所述三圣神六次加封之事由——讨方腊、平“魔贼”、“绍兴初，大业甫济”、和尚原战胜、“龙輴安济”、“崇陵迄事”——均与宋朝国家重大事件相关联，这是祠神顺利获得国家封号赐额的关键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正如日本学者须江隆所指出的，祠神灵验故事情节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相关联，且这些事件中大部分是中央政府里众所周知的事实，让人觉得祠神灵验故事确有其事。(47)

另一方面是六次加封三圣神的过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除第四、六次加封为四字王、八字王与《宋会要》等文献相符外，其余四次与其他文献所载均有所不同。其一，《建观记》所言宣和、建炎两次加封，考诸其他宋代史籍，全然不见记载，且其所述建庙、初封等均与较早或同时成书如上引之《乾道临安志》、《梁溪漫志》、《宋会要》等文献相抵牾。其二，《建观记》所载第三次加封时间在绍兴元年，也与上引诸书不符，且其加封事由“大业甫济，帝念列神之功”也显得颇为含糊。其三，第五次加封的时间，《建观记》置于绍兴末，加封事由为“阜陵复上龙輴安济”。“阜陵”追称其时尚未即位的孝宗，“龙輴安济”乃指绍兴三十一年顺利渡钱塘潮安葬钦宗之事。(48)而《宋会要》载此次加封则在庆元三年(1197)，所加二字分别是孚泽、孚济、孚佑，(49)亦与《建观记》所载有异。据《梦粱录》载：“后屡有功，赐庙额，加号王爵，曰忠烈灵应孚泽昭佑王、忠显昭应孚济广佑王、忠惠顺应孚佑善利王。”(50)其封号前6字正与《宋会要》所载一致，故当以《宋会要》所载为正。而《咸淳临安志》所录《建观记》中封号之舛误，或为流传中出现了讹误。

上述《建观记》所载加封过程与诸多文献存在抵牾之处，或因《建观记》对三圣神的衍变有所重构所致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建观记》特别回避了北宋时期三圣神的灵验事迹和历次加封，所重构出三圣神灵验事迹的时间距南宋更近，地点均在东南地区即南宋王朝腹心之地。此重构，一则有助于掩饰三圣神不能护佑北宋朝廷之事实；二来更为凸显三圣神护国灵验的神迹，也更具“神道设教”之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记载皆曰绍兴十九年，“改赐观额”、“杨和王奏请改赐观额”或“杨殿帅存中请以旌忠赐为观额”，似是旌忠庙改名旌忠观，其实不然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据《建观记》载：

观成，有访古者曰：“祀有庙，自夏始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道有观，自唐始也。合庙于观，孰为始乎？”尝考熙宁中，吴越不祀，守杭赵抃特为之请，乃以龙山祠为观而赐名表忠，此庙为观之由也。(51)

《建观记》既言“合庙于观”，可知并非更改赐额，乃是观、庙并存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所言“熙宁中，吴越不祀，守杭赵抃特为之请，乃以龙山祠为观而赐名表忠”之事，详见苏轼《表忠观碑》，乃熙宁年间赵抃奏请“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使钱氏后人为道士者居之以奉祀钱氏坟庙，被赐额“表忠观”，(52)“绍兴至宝祐前后，屡增葺。咸淳中，观庙合为一”。(53)杨存中奏请“以旌忠赐为观额”，似有赵抃之举的遗绪。《咸淳临安志》言：“自嘉泰辛酉至淳祐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亦可证旌忠观、旌忠三圣庙并存。至于咸淳间，有无如表忠观一样，旌忠观、旌忠三圣庙合二为一，则不得而知。

在旌忠三圣庙的日常管理上，“以旌忠观洒净主其朝夕香灯之供平凉道观寺庙寺院。”(54)《建观记》言“化血食而为净供”，又据“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宫观寺院以香茶、素馔”，(55)可知旌忠观、旌忠三圣庙日常管理都由旌忠观道士负责，故此后祈报之礼均用香茶、素馔等净供。

临安旌忠观与东岳庙、吴山潮神庙、城隍庙等并列，成为祈雨、祈晴、祈雪之地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分别在嘉泰元年、开禧元年(1205)、开禧三年、嘉定八年(1215)、嘉定十年、嘉定十四年，下诏遣官祈雨六次；嘉泰三年、宝庆元年(1225)祈晴二次；开禧二年、嘉定五年、嘉定七年、嘉定十三年祈雪四次。(56)事实上，屡获国家封赐的灵验神祇，往往被认为具有多方面的神力。三圣神杀贼定乱、护国安民的战争保护神角色始终不变，而其原有掌管水旱之神职，亦可见一斑。

与江浙信仰区域相比，南宋时期三圣神信仰在川陕间的传播与军事战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三圣神最早在川陕间被建庙奉祀，就与和尚原之战及中兴名将吴玠密切相关。吴玠，泾原路德顺军(治今宁夏隆德县)人，北宋末镇守平夏城，“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累功权泾原第十将”。(57)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刘子羽举荐“吴玠之才于浚，玠亦素负才略，求自试。浚与语，大悦，擢为统制”。(58)四年九月，富平大败。至次年春，陕西诸路仅剩阶、成、岷、洮、凤等州及凤翔府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今陕西陇县西南)等险要隘道尚在南宋控制之下。(59)而和尚原与大散关同为控扼川、陕交通的战略要地，当时“朝廷音问隔绝，兵单食匮，将士家往往陷贼，人无固志”。吴玠“招散亡数千人，保散关之东，曰和尚原，练兵积粟，以扼敌冲”，(60)且“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61)与此同时，陕西军队、民众陆续转移至川陕之间，“诸将屯三泉(今陕西宁强县——引者注)以护蜀口”，(62)“西北遗民和关、陕撤退的军队即多入蜀”。(63)这里成为陕西军民南迁的首选落脚点之一，也是宋金对垒的前沿阵地。

绍兴元年十月，宋金和尚原大战中，吴玠大败金军，史称：“(金)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平凉道观寺庙寺院。”(64)吴玠出身泾原路，对三圣神信仰在陕西将士心目中的地位应该非常清楚。和尚原大战胜利后，为进一步鼓舞士气，吴玠奏请封赐三圣神。张浚据吴玠陈请，上奏言：

是岁，捍御金贼，祈祷山神、土地、黑龙王潭祠，创立三圣神祠，四战皆捷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移寨据黄牛岭，本境小雨，虏寨大风雨雹，折木震屋，贼惧，遂遁去。乞加封爵焉。(65)

和尚原之三圣神祠乃在此战前创建，而山神、土地、黑龙王潭祠则是和尚原当地原有神祠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战前，山神、土地神、黑龙潭神与三圣神同受祈祷；战后，军队“乞加封爵”，诸神同时受到宋廷封号赐额。绍兴元年十月，“山神封康卫侯，土地封保安侯，并赐协济庙额”，黑龙潭神“封安肃侯，并赐庙额曰护国”。(66)和尚原三圣神是在靖康元年初封王爵的基础上，被加封为四字王，而山神、土地神、黑龙潭神等和尚原当地祠神才初被封侯赐额，地位远低于三圣神。上文所引黄由《建观记》对此也有记载，《嘉泰会稽志》所载更为详细：

护国旌忠庙……绍兴元年，宣抚处置使张浚奏，据吴玠陈请，乞于凤翔府和尚原立三圣庙，赐额旌忠，封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所至庙祀，一用是额。(67)

和尚原之战的胜利，从当时政局来讲，有助于增强南宋抗金之信心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同时，对于被视为护佑战争胜利的保护神——三圣神而言，则有助于陕西军民信众重建信仰，固守精神支柱。在宋金对峙的川陕之间，三圣神信仰传播至秦岭以南的石泉军、阆州、大安军(治今陕西宁强县大安镇)等诸多州军。(68)

从三圣神的起源和传播来看，军人群体是三圣神信仰的核心群体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从以上论述可知，在三圣神崇拜的兴起和在江浙、川陕间的传播过程中，将领起着主导性作用。北宋时期，种师道“并庙于泾、渭”，在陕西诸路广泛奉祀。南宋初，吴玠奏请立庙和尚原，张俊、杨存中、郭仲荀等奉祀临安，以及临安三圣祠庙迁建等，将领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传播学中的拉扎斯菲尔德模式认为，“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较多地接触媒介，并将信息传播给社会中不活跃的部分，后者在“意见领袖”的影响或指导下获得信息。(69)在三圣神崇拜传播中，将领所扮演的“意见领袖”的角色，无疑值得重视。而另需注意的是，这种主导性作用当是基于三圣神具有相当广泛的信众基础。不过囿于史料，隐匿在这些“意见领袖”行动背后的三圣神普通信众的状况已难以考察。

四、三圣神的人格化：从三蜥蜴到三忠臣

最初因平夏城现三蜥蜴，祈祷水旱灵应而被奉祀为“三圣”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从“三圣”到“三忠”的衍变过程，也即从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赋予其人所具有的品格的过程。如上文所述，绍圣四年，筑平夏城之初，军民开始奉祀三圣神；次年，宋军取得平夏城之战的胜利，但当时三圣神并未受到国家封赐，迟至崇宁四年泾原路经略司方陈请封赐。其原因有必要在地方陈请封赐程序与国家祠神政策层面上予以考量。地方官员为地方神祇请封具有一定程序，(70)崇宁年间则是宋代国家大规模清理、整顿地方祠神时期。故崇宁四年经陈请，三圣神获得首次赐额封号，此后分别加封至灵威公、灵佑公、灵显公。至靖康元年，再次晋封为威烈王、威显王、威惠王。由公爵晋封至王爵，封号中“灵”字均改为“威”，凸显“威”字意在威服西北边境。

至南宋初，经张浚、吴玠奏请，三圣神分别被加封为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忠”字取代了原封号中的“威”字，同时被赐“旌忠”庙额，均显示出内忧外患政治局势下，对“忠”这一价值取向的提倡，也是对政权现实危机感的具体回应。“旌忠”、“褒忠”之类的庙额，有其特殊性，宋廷颁赐此类庙额的对象仅限于本朝或前代为国死节、死事的忠臣。因此，三圣神被时人视为三忠臣奉祀不会晚于绍兴元年被赐“旌忠”庙额之时。南宋初，国家为挽救政权面临的生存危机，到处建庙立祠，以宣扬忠义。据不完全统计，仅高宗建炎三年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所封赐忠烈类祠庙即多达三十余所。(71)“三圣”衍变为“三忠臣”当是在这一风气下完成的。

三忠臣所指何人？绍熙三年(1192)成书的《梁溪漫志》认为“三忠臣”是永乐城之战中忠烈殉国的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人，且云：“旧庙建于延安之肤施县，有古雍施巨济所作记”、“故老犹能诵其略”平凉道观寺庙寺院。(72)前文所引嘉泰三年黄由所撰《建观记》同样把三圣神认定为高永能、景思谊、程博古等“元丰三忠臣”。肤施县、平夏城、永乐城同属陕西诸路，相去甚迩，且与西夏战事频繁。倘确曾在延安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宝塔区)为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忠臣立庙，而平夏城三圣神亦早已被视为宋军战争保护神，那么将“三圣”与“三忠”相联系，祛除三蜥蜴之原型、衍变为忠烈捐躯的三忠臣亦势属当然。

由于蜥蜴外形奇特，古人视为龙蛇之属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文献通考》载：“时(绍兴初)行都柴垛桥旌忠庙有三蛇出没庭庑，大者盈尺，方鳞金色，首脊有金线，遇霁或变化数百于蕉卉间，庙徙而蛇孽亦绝。”(73)《宋史·五行志》亦载此异事，与上引同。(74)这正是随环境而变色的蜥蜴之类，乃至被视为“陕西三龙王”。《梁溪漫志》载：“时时有三蛇出没(旌忠庙)殿庑，或行庭下。……天宇晴明，变化数百，往来游戏于庭卉芭蕉间，或缘幡而上。近岁乃不复出，人或谓为陕西三龙王。”“三龙王”何以被视为三忠臣？《梁溪漫志》的解释是忠义死节的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忠臣“英魂忠魄变幻飞潜”而来，(75)从而将蜥蜴等龙蛇之属嫁接到人神上，而且赋予忠烈的美德，完成了自然神向人神的转化。

与以上记载认为三圣神指永乐城“元丰三忠臣”不一样，《舆地纪胜》中多处记载却以三忠臣为捐躯殉国的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景思忠、思立、思谊三兄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如该书卷1《行在所·宫观庙宇》引《普慈志》云：

景思忠，普慈人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夷人犯淯井，思忠以先锋陷阵死之。思立，战死于熙河。及永乐之陷，主帅徐禧为夏人所迫，思谊往议和，见虏酋不屈，竟死之。后建庙于行，在今旌忠观之三圣庙是也。(76)

同书卷10《绍兴府·古迹》、卷185《阆州·古迹》中“三圣庙”条也均据《普慈志》认定三忠臣为景氏三兄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景思忠、景思立，《宋史》有传，思谊之名亦见于《景思立传》。(77)景氏三兄弟均为国捐躯，同时普州又是三圣神信仰传入之地，故普州地方志《普慈志》便附会出三圣神为景氏三兄弟之说。这一说法显示出祠神信仰在传入地的新变化。这种变异无疑掺杂着传入地民众对祠神的喜恶与改造。而同书在卷158《普州·人物》却又云：“景思谊，永乐之役，主帅徐禧议约和，谊往见虏酋，询不屈，竟死之。同时死难者高永能、程博古，皆庙食凤翔。后又建庙宇于行在，今旌忠观三圣庙是也。”(78)这是因为《舆地纪胜》乃“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荟萃”而成，(79)其中凡引《普慈志》皆言三圣神为景氏三兄弟，而未引《普慈志》时又有其他说法。

不论三圣神是指景氏三兄弟，还是指高永能、程博古、景思谊，三圣神乃三忠臣的本质则是一致的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由三蜥蜴到三忠臣的演变，反映出宋代祠神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人化过程即动物神衍变为人物神。包伟民曾指出南宋祠神信仰的这一特点：“除龙王外，民众几乎已不再崇拜其它动物神，所有神祇生前都被认为是人身。”(80)这一变化并非民众自觉自发的信仰行为，而是在国家、官员、将领对祠神信仰有目的、有原则地改造与引导下而产生的。改造与引导的过程乃是贯彻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教化的过程。三圣神由三蜥蜴衍变为捐躯殉国的三忠臣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教化之所需与军人、民众等信众信仰之诉求相契合，在军人群体特别是高级将领的主导下得以实现的。

五、三圣神信仰扩展的原因

三圣神信仰起源于陕西泾原路怀德军平夏城，从最初的祈祷水旱灵验之神，到成为宋军战争保护神平凉道观寺庙寺院。由于平夏城地处宋夏边境，战争频繁，三圣神契合了沿边军民祈祷之所需。元符年间平夏城之战的胜利，与崇宁年间宋王朝封赐祠神的政策，应是泾原路经略司奏请封赐三圣神的主要原因。这既是三圣神从地方走向庙堂的关键一步，也是北宋陕西诸路信仰初步传播的开始。独特的自然、地缘环境与战争频发的形势，加上国家对祠神的封赐政策，是三圣神信仰形成的基础。

随着北宋的覆灭，陕西三圣神兴起之地尽入西夏、金境内，但三圣信仰的香火依然得以在南宋境内延续平凉道观寺庙寺院。伴随南迁陕西诸路军队、移民，三圣神信仰地域扩展至江浙、川陕地区，屡获封赐崇祀。从传衍过程来看，决定三圣神信仰扩展的首要因素，无疑是三圣神本身的战争保护神角色。南宋偏安一隅，面临战争威胁，使得国家更需要平寇定乱、护国显圣的战争保护神，军队将领更需要灵验的战争保护神去鼓舞士气、凝聚军心，而普通士兵则需要借三圣神鼓起战斗的信心和勇气。张邦炜即指出，南宋时一些祠庙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81)三圣神即为南宋“精神支柱”甚或“精神武器”之一。

当面临外来入侵或重大事件时，朝廷往往派遣大臣致祭祈祷三圣神平凉道观寺庙寺院。这种应急诉诸神灵的实例屡见不鲜。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完颜亮大举攻宋。(82)宋廷震动，十月十九日，诏令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等。(83)十一月三日，臣僚奏请“望差拨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庙威灵显著、血食庙庭、载于祀典者，令州府分诣致祷。四圣五岳之神于宫观设位祈祷，冀蒙阴助，以速万全”。十一月五日，臣僚再次“乞告祭沿江州、府、县、镇祠庙，并礼文未载于图经、灵迹显著者，同力保护江左”，明确列出要祈祷“旌忠观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等祠神。(84)洪适撰有《奏告显应观、旌忠观、吴山忠清庙、祚德庙祝文》云：“虔露忱祈于祠下，敢徼阴相，早遂驱除，如公山草木之灵，建淝水风声之绩。”(85)隆兴北伐失利后，宋廷同样大规模祷神护佑。(86)在祷神护佑的仪式中，寄寓稳定民心、鼓舞士气的诉求。从北宋时三圣神由平夏城扩展至泾原路、秦凤路、鄜延路等陕西诸路，迨南宋初年再进一步扩展至四川、江浙乃至江淮地区。三圣神信仰地域传播，也与上述地区居两军对垒之地有关。这些地区处于战争前沿阵地，更需要战争保护神的显灵护佑。而三圣神在战争等重大事件中，不断满足国家与民众需要，有功于社稷，不仅使神灵获得合法的身份、受到朝廷封赐礼遇，也使神灵信仰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陕西诸路军民是三圣神信仰的核心群体，因而南宋时期三圣神信仰扩展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陕西诸路军民的南迁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建炎四年六月，辛兴宗统帅秦州、凤州(治今陕西凤县)“良家子”赴江南。(87)凤翔府和尚原创立三圣庙与奏请加封，是在和尚原大战前后，由出身德顺军曾任知怀德军吴玠的主导。而四川三泉县、阆州等地均是陕西军民的迁入之地。富平大战之后，“西北遗民，闻(张)浚威德，归附日众。”(88)王庶在兴元府召集陕西溃兵，“不数月，有众二万。”(89)绍兴二年九月，张浚奏报朝廷“舍伪从正”的入川将士达15万余人。至绍兴末隆兴初，“陕西在事军吏及一时奋发忠义，携家归正，人数实繁。”(90)川陕间的宋军多来自陕西诸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三都统司兵“本曲端、吴玠、关师古之徒，关西部曲也”。(91)正是这些来自陕西诸路的军民作为三圣神信仰的基础群体，才使得起源于陕西的三圣神进入他乡并落地生根。

立庙临安奉祀三圣神，起先是出于陕西诸将领的主导，此后屡毁屡建则与富豪之家等信众群体的支持关系密切平凉道观寺庙寺院。这些陕西高级将领本身即是三圣神信众，与普通信众相比，他们更具备供奉塑像、建立庙宇的经济实力，而其社会影响力又有助于传入地民众接受三圣神信仰。如上文所述，绍兴年间临安立庙、封号赐额、改赐观额等，皆出于吴玠、张俊、杨存中等出身陕西诸将领的主导。至宁宗嘉泰元年，三圣庙毁于火灾，在此后重修中，据《建观记》云：“初得太师韩王请于朝，赐内帑钱五百万。已而，循、和二王复与巨室之所向慕者，益以金币，佐其役。”“太师韩王”当指韩侂胄，(92)张俊追谥循王，杨存中追谥和王，而当嘉泰间，张俊、杨存中已去世多年，“循、和二王复与巨室之所向慕者”所指或为其后人，要为三圣神之信众群体当无疑。自嘉泰元年至淳祐十二年(1252)，五十年间临安旌忠三圣庙历经三毁三建，至南宋末的宝祐四年(1256)，再次“建屋六楹”。(93)可见旌忠三圣庙当与南宋相始终。在其屡毁屡建中，出身陕西诸路的高级将领、豪富之家等信众群体起着主导作用。

临安旌忠观建庙还与宋高宗、孝宗及皇室尊崇道教有关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南宋初年，君臣认为“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94)“道家笃于君臣之义，严尊卑，等上下，则为浮屠学者不及焉”。(95)“南宋临安的御前宫观，大半系高宗所建”；(96)旌忠庙、旌忠观等赐额获高宗批准。绍兴十九年，杨存中奏三圣神灵应昭著，乞以“旌忠观”为额，实为新建道观旌忠观来主管旌忠庙。旌忠三圣庙迁移、改建，更获宋孝宗大量赏赐。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因为造德寿宫桥拆观，孝宗诏以临安觉苑寺地重建三圣旌忠观，所需财物尽给，并赐白金千两。(97)《建观记》载：“隆兴受禅，上欲斥庙垣之地，广养亲之宫，乃撤浮屠觉苑寺易之。”拆佛寺重建旌忠观这一行为也反映了孝宗对三圣神的尊崇。嘉泰元年旌忠观毁于火，宋皇室“赐内帑钱五百万”，可见对旌忠观的重视。

至于临安旌忠观(旌忠三圣庙)作为南宋王朝一处重要的神道设教场所，不仅是鼓励忠君报国、旌表忠义的忠节祠，还成为祈雨、祈雪、祈晴之地平凉道观寺庙寺院。都城崇祀庙观，自然会影响地方，上行下效，地方上旌忠报国的庙宇也逐渐增多。而奉祀三圣神的临安旌忠三圣庙，由旌忠观的道士管理日常祭祀。类似现象还见于上文述及的北宋熙宁年间经赵抃奏请，将龙山祠赐额表忠观，并由道士管理吴越王坟庙祀事。由道教宫观管理祠神信仰祠庙的现象，在宋代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进一步考究。

综上，起源于陕西平夏城的三圣神，从兴云致雨的水神到军功神，从陕西诸路到川陕、江浙，与信仰群体陕西军民密切相关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和尚原、临安、会稽等地奉祀三圣神的祠庙多为军队将领所建；而严州遂安县奉祀三圣神的祠庙，或为三圣神信仰南传临安之后，再进一步传播的别庙；石泉军、阆州、大安军等地既是宋金军事对峙前沿，也有大量陕西移民涌入。鉴于相关记载的阙如，我们推断川陕间的三圣神信仰既有武将主导，也有南迁至此的陕西军民带来的原乡信仰。而从上述《舆地纪胜》所引《普慈志》以普州景氏三兄弟为三圣神的记载来看，普州等地则是在三圣神信仰传入后，又加入了地方利益，有所衍变。从陕西“三圣”到临安旌忠庙“三忠”，屡受加封及其地域传播，迎合了国家教化所需，是军人、移民群体、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结果。

在已有关于军功神信仰、国家礼制层面忠烈祠等研究成果中，往往关注于所奉祀的人格化神灵的身份及其在国家教化中的作用，而对于该祠神是否存在人格化之前的信仰形态、人格化之前信仰形态面相如何、又是如何实现人格化的，则相对缺乏较为全面的探究和深入揭示平凉道观寺庙寺院。针对上文所引包伟民指出的南宋时期民众信仰祠神普遍人格化的现象，通过三圣神个案研究，我们对祠神人格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可以认为，民众信仰世界是传统国家推进“一道德，同风俗”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两宋时期内忧外患深重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这一点尤为突出。其中，祠神信仰人格化则成为民众信仰需求与国家教化需求的契合点，而国家祠神封赐政策则直接影响着民间祠神信仰的人格化及其人格化方向。

三圣神演变为三忠臣，人格化过程赋予神灵更多人的美德而贴近军民，忠烈类祠神信仰成为拱卫国家政权在礼制层面的第一需要，忠君报国等“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构建礼制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石，也成为宋廷、军队将领激励军人忠义报国的教化手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宋自立国起，即甚为重视涵养忠义之风，《宋史·忠义传》称：“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斑斑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98)宋朝历代君主皆鼓励忠义之举，朝野上下积极倡导忠义已蔚然成风。“假于神以行其令”，(99)是传统国家治理手段之一。三圣神信仰的传衍，显示出宋代国家凭借祠神信仰激励将士效命疆场、忠烈报国的教化需求，也从信仰层面建构了军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

还需要指出的是，三圣神信仰与普通忠烈祠的区别平凉道观寺庙寺院。普通忠烈祠一般是由国家在忠烈之士捐躯殉国之地直接建立，由国家主导对军民进行劝忠教化，这类忠烈祠在两宋之际及之后大量涌现。而由三圣神衍变而来的旌忠观，在成为国家劝忠手段之前已经屡显神迹，根植于陕西军民信仰之中，信众基础更为牢固、普遍。相较而言，显然前者单凭国家的劝忠说教，相对缺乏牢固而普遍的信众基础，不过由于历代国家对这类忠烈祠不遗余力的倡导，也发挥了较大影响。

①Terry Kleeman,"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Gregory,eds.,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i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pp.45-73.

②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15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③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9—22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④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6—21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⑤杨俊峰：《赐封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0卷第2期，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2年，第33—5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⑥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7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⑦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卷1《行在所·宫观》，《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321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⑧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宋元方志丛刊》，第402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⑨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2《祠祀二·节义》，《宋元方志丛刊》，第400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⑩费衮：《梁溪漫志》卷10“临安旌忠庙”条，金圆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11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1)《宋会要辑稿》礼5之14，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2)吴自牧：《梦粱录》卷14“忠节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3)王应麟辑：《玉海》卷100《郊祀·绍兴旌忠观》，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834页上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4)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5)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后一处“张浚”应作“张俊”。

(1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85《阆州·古迹》、卷152《石泉军·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769、412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7)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8)《宋史》卷328《章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9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8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0)《宋会要辑稿》礼20之3，第988页；礼20之144，第1063—106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1)可参见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2)李焘：《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壬午引《曾布日录》，第11976页；卷330，元丰五年十月戊申，第794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3)参见赵涤贤：《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4)李焘：《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酉，第1200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5)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9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6)李焘：《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己亥，第1198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7)《宋会要辑稿》礼20之3，第988页；礼20之144，第1063—106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8)《宋史》卷105《礼八·诸祠庙》，第256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2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0《郊社考·杂祠淫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2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0)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6之《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680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1)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行在所·宫观庙宇》，第36页；卷191《大安军·古迹仙释》，第494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0，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引折彦质《种师道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6、44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3)《宋史》卷369《刘光世传》，第11479页；卷486《夏国传下》，第1402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4)李纲：《梁溪集》卷33《赐夏国主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6册，第796页下—797页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5)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1，靖康元年十月八日，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6)《宋会要辑稿》礼21之4，第1082页；礼21之63，第110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1，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第453页；卷57，靖康元年十月五日丁酉，第42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8)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0、16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39)费衮：《梁溪漫志》卷10“临安旌忠庙”条，第11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0)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6之《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680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1)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18，宣和三年正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1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2)《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6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3)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之《遂安县境图》，《宋元方志丛刊》，第428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4)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卷8《遂安县·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40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5)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2《祠祀二·节义》引黄由《建观记》，《宋元方志丛刊》，第400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6)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2《祠祀二·节义》引黄由《建观记》，《宋元方志丛刊》，第400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7)参见须江隆：《从祠庙记录看“地域”观》，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2—37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8)参见《宋史》卷23《钦宗本纪》，第436页；卷32《高宗本纪九》，第60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49)《宋会要辑稿》礼21之62，第110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0)吴自牧：《梦粱录》卷14“忠节祠”条，第12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1)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2《祠祀二·节义》引黄由《建观记》，《宋元方志丛刊》，第400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2)苏轼：《东坡续集》卷12《表忠观碑》，《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8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3)董嗣杲：《西湖百咏》卷下《表忠观》，《中国风土志丛刊》第51册，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26-12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4)吴自牧：《梦粱录》卷14“忠节祠”条，第12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5)《宋会要辑稿》礼18之1，第94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6)《宋会要辑稿》礼18之23、32、33，第965、967—968页；礼30之89，第141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7)《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0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8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59)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3，绍兴元年三月，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0)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4《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第119页下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1)《宋史》卷366《吴玠传》，第1141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91《大安军·古迹仙释》，第494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3)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4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第86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5)《宋会要辑稿》礼20之165，第107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6)《宋会要辑稿》礼20之20、122，第998、105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7)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6《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6801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8)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2《石泉军·古迹》、卷185《阆州·古迹》、卷191《大安军·古迹仙释》，第4120、4769、494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69)参见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0—182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0)参见须江隆：《从祠庙记录看“地域”观》，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第37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1)杨俊峰：《赐封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0卷第2期，第59—6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2)费衮：《梁溪漫志》卷10“临安旌忠庙”条，第11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3《物异考·龙蛇之异》，第245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4)《宋史》卷62《五行志》，第136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5)费衮：《梁溪漫志》卷10“临安旌忠庙”条，第115—11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行在所·宫观庙宇》，第3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7)《宋史》卷452《忠义七·景思忠附弟思立传》，第13286—1328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8)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8《普州·人物》，第4298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79)王象之：《舆地纪胜》之《王象之序》，第2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0)包伟民：《译者前言》，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第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1)张邦炜：《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亥，第3716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3)《宋会要辑稿》礼14之88，第78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4)《宋会要辑稿》礼14之88，第789页；礼18之37，第96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5)洪适：《盘洲文集》卷18，《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集部，第248册，第15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6)《宋会要辑稿》礼18之37，第96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乙亥，第65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8)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3，绍兴元年九月，第90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8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第78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0)《宋会要辑稿》兵15之19，第8927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关外军马钱粮数》，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3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2)按，庆元五年九月，韩侂胄“封平原郡王”；嘉泰二年十二月，“加韩侂胄太师”平凉道观寺庙寺院。(《宋史》卷37《宁宗本纪一》、卷38《宁宗本纪二》，第726、732页)黄由《建观记》作于嘉泰三年，此所谓“太师韩王”当指韩侂胄。

(93)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宋元方志丛刊》，第402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4)吴自牧：《梦粱录》卷15“城内外诸宫观”条，第134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5)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75《寺观一·宫观》，《宋元方志丛刊》，第402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6)鲍志成：《南宋临安宗教》，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第20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7)《宋会要辑稿》礼5之14，第56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8)《宋史》卷446《忠义传一》，第13149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9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二年六月戊辰，第155页平凉道观寺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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