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庆阳道观寺庙寺院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庆阳道观寺庙寺院。这件事情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

会昌（841年——846年）这是个令中国的佛教徒们胆战心惊、永远不会忘记的名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宗教迫害运动——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其他三次都是在国家分裂时期，惟独这一次是在国家大一统时期，中央皇帝与地方大臣联合绞杀佛教，从程度和范围上比其他任何一次对佛教的打击都要更大庆阳道观寺庙寺院。大和尚们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这个让他们永世不忘的事件——会昌法难！

　　会昌灭佛虽然只是短短六年时间，但其灭佛的根由早在“安史之乱”的时期就已经种下，更早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唐初年，唐朝皇帝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之时庆阳道观寺庙寺院。

　　历代的皇帝都免不了为自己拉虎皮作大氅的习惯，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唐初更有了现实的理由，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虽然到唐初已经衰落，但是社会影响力依然相当大，李唐皇室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干脆直接找到道教的始祖李耳为祖先，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庆阳道观寺庙寺院。李唐皇帝还有一个毛病，特别希冀长生不老，鼓吹服食丹药而得神仙长生之术的道教因此更加大受欢迎，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唐王朝先后居然有六位皇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为求长生而服丹药，结果“暴崩”，求长生而促其死，以身殉仙。

　　武宗就是一个非常迷信道教长生之术的皇帝，在位时期，崇道和排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道士编造谶语，极为阴险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僧人，还说什么望仙台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之路庆阳道观寺庙寺院。这两个刁状告得极准，使得武宗灭佛后期越来越严酷，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是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

　　不过，灭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庆阳道观寺庙寺院。说起来这四次灭佛事件都如出一辙，宋代宗颐禅师就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影响。本来，唐代诸帝对佛、道两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武后时期大兴佛教，佞佛泛滥，和尚们本来应当艰苦修为，现在都坐拥大量地产，成为了大地主。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禅宗六祖神会做了把交易，让神会可以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数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庆阳道观寺庙寺院。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庆阳道观寺庙寺院。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从佛教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前两次灭佛运动的实际效果其实并不大，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而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上升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抵消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庆阳道观寺庙寺院。

　　然而，武宗这次灭佛不同，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后，自身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推动佛教发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庆阳道观寺庙寺院。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大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期，佛教八宗都在唐代获得了极大发展， 然而物极必反，佛教在中唐以后，本身的发展开始向经院化、神秘化、粗鄙化发展，脱离了民间，没有适应时代发展，带来宗教变革的原动力庆阳道观寺庙寺院。于是，在武宗灭佛之中，八宗如同林中鸟，颇有“大难来时各自飞”的味道。“会昌法难”销毁大量佛教典籍，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在法难之前已经传播到日本、朝鲜，后来典籍回流，在南宋时天台宗总算又有了香火；华严宗、律宗则无可奈何地融入了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本身与汉民族习俗传统有所悖离，流传有限，在元、清时代随着藏传密宗的强力介入内地，汉密也被藏密所吞并；三论、法相宗在会昌法难之前就传承不旺，终于在法难之后人间蒸发；净土宗以净土信仰在民间颇有市场，思想总算流传下来，但宗派组织却基本为禅宗合并。禅宗成为这场法难之后唯一大有发展的宗派，但宋代又分裂成为五家七宗，两宋之后五家七宗之中又只有临济宗一枝独秀。

　　到最后一次法难——周世宗抑佛运动中，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庆阳道观寺庙寺院。加上偷师禅宗的宋儒们开创出的理学的挑战，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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