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人讲演录: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大唐诗人讲演录

　　/萧沉

　　1/王绩

　　我们想象夕阳中的一间茅屋，一爿窗牖下，坐着五十开外的王绩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望眼，外面是凋零草木，褪色秋山；门前是汨汨河水，载着落红与枯叶，同时间一道流走。而那时间也因之仿佛急促了，让他多少感到捉了不住。这样，我们眼中的王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必将留不住，从土而来，回土中去。这样，他就抖抖地捏了笔，蘸了墨，决意自己为自己写一篇墓志铭。他认定，明白自己的，只有自己。这样，我们便看见那纸上就跃然了如下字迹----

　　“王绩，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为无功焉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於己，无功於时也……”

　　这个在白纸黑字上一口咬定“无朋友”的王绩，年轻时可真有过一大堆朋友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王无功文集》卷首之序中就记载说，“君幼歧嶷，有奇思…与李播、陈永、吕才为莫逆交…”而那些值得他去写赠诗唱和的“梁公/薛记室/程处士/王处士/翟处士”等等，也理应是他的好友。之所以在墓志铭上狠狠地写下“无朋友”三字，倒是因了他在三十四、五岁上就以回乡隐居与世绝断的方式一终到死的缘故。

　　其实，王绩在山西河汾间近20年隐居生活，依然有朋友过往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只不过，这朋友是个早已在此隐居了三十多年的老哑巴。用王绩话说，“吾所居南渚，有仲长先生，结庵独处，垂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傍无侍者。虽患瘖疾，不得交语，风神萧萧，可无俗气。携酒对饮，尚有典型。”这位仲长先生，王绩还特别为他写了篇传记，说他无妻无子，往来河东，以卖草药为生。当然也嗜酒。

　　能与个哑巴交流沟通十多年，这人也算不凡，也算得道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所以，新旧两唐书中，将王绩归为“隐逸”类人物，就较比名副其实。但所谓隐逸者，其实大致也如王绩评价自己的样子，是“有道於己，无功於时”，对社会似乎没什麽贡献。社会要的是眼见为实之“功”，比如马车进化成火车，火石进化成火柴。王绩显然不愿做这样子功，也不向着这方面来走动脑筋。即使在隐居之前的官场仕途上，他也屡因“以醉失职”，不思进取，被朝廷一气之下打回了老家。再则，王绩所处的隋唐之交，战乱频繁，时政飘摇，谁想好好地做官，为民请命，恐也无有可能。所以，隐居河汾、买醉青山，也正合王绩本意。他早就想做个甩手掌柜不干了，天天喝酒多好，晕乎乎写诗多好----“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年纪轻轻三十多岁就过起隐居生活的王绩，茅屋床头只放三本书----《老子》《庄子》《周易》，除此之外，坚决不读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酒可不能少，为此，他特别雇来几个奴婢，专门在山前屋後种黍酿酒，一年四季与那个哑巴的仲长先生畅饮竹林，谈仙论道，挥霍时光----“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不仅过足了酒瘾，还藉酒发挥，写了两本专业书：一本是研究酿酒方法、术甚精悉的《酒经》，另一本则是博采历代著名酿酒人物的传记，叫《酒谱》。可惜，两书均已散佚，没传下来。

　　酒虽是王绩的命根与口粮，但诗也要夺去一半精神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关於王绩的诗，唐以後历代评论极少，半爪一鳞的，也说明不了什麽。他写过的一首题为《野望》的诗，因好象被人关注较多，宋、明、清几代皆有人提到，人们也就觉得著了些名。其实那诗是没什麽的，句子平平，也无奇思，无非是最後一句“长歌怀采薇”，表出了自己要像古代伯夷、叔齐那样，做一个“不食周粟”的隐士。而这种主题，他其实是写不过陶渊明的，也写不过谢灵运。即使与他自己相比，这一首也不该荣膺“著名”。

　　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我倒喜欢他另一首题为《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的诗：

　　野人迷节候，端坐隔尘埃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映巖千葭发，临浦万株开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我这村夫俗子端坐於深山野壑之中，似乎已不知是春是秋，恍若隔世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若不是漫山遍野吐放的菊花，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就活在人世间的秋令时节。而那千万朵映照山崕的芦苇以及临水而开的野花，虽逗引我情不自禁地随手采摘，嗅着芬芳，但可惜此时我徒握一捧鲜花，却无人能送坛好酒，让我尽情享受这悠然感觉。）

　　隋末唐初的诗体，通常依然是继承六朝延续下来的古体五言与七言，不是很讲究声、韵、字、词的运用法度，尚未形成整齐严格的“唐律”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这一首，就诗体而言，虽也是五言八句，很像後来的“五律”，但并不标准，平仄与韵律皆不工。不过，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里面的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五句与第六句所出现的“对仗”气象，却对日後形成严格“五律”奠定了很好基础。我讲这个，并不是想说王绩在诗体上有什麽贡献，因初唐的许多诗人也都用这种“诗体”写过不少，著名的“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就是个例证。尤其是五言八句四韵这一种，充分显出了律诗在成长与发展过渡时期的变衍相貌。我想说的是，正因这一诗体是过渡期的，不像真正的“唐律”有那样多的限制，他写的才不雕饰，更自然，同时也一扫六朝绮靡诗风，重新找回了陶渊明那返朴归真的心性。

　　诗人王绩离开人世时，年仅五十五岁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这个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的胞弟，初唐四杰王勃的叔爷，临终前为我们所留下的不多诗作中，有一首仅二十字的诗，已然让我们看见了他对人生的终极理解----

　　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2003/07/15於问天楼

　　2/骆宾王

　　 文学史上，人们所熟悉的“初唐四杰”排序是“王杨卢骆”，将骆宾王置在了最後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我把他提到前面来讲，原因无他，主要是考虑该依照他们四人的年龄次序才对。唐人张说为裴行俭撰写过一篇《裴公神道碑》，里面在提及四人时，按的就是年龄的次序----“骆卢王杨”。若按“王杨卢骆”的排序，杨炯所说的那句“愧在卢前，耻居王後”就很清楚了其中的意思，因为杨炯比卢照邻要小约18岁，比骆宾王小得就更多，约31岁，这就意味着杨炯与卢、骆是两代人。如果再考虑到古人早婚的因素，杨炯若站在骆宾王面前，甚至都必须要喊一声爷爷。我想，正出於此因，杨炯听到自己排在卢、骆之前，当然就愧不敢当了。而“耻居王後”则也是因杨炯与王勃同年（皆生於公元650年），在才艺及面子上不肯输王勃而已。

　　有关骆宾王，今天的小孩子们虽然说不清他究竟怎样一个人，却差不多皆会背诵他那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新唐书》上说他“七岁能赋诗”，指的其实就是这首。初唐四杰，脑袋上几乎都被别人冠有“神童”的帽子，骆宾王的这一顶，其实还算是最轻的。最厉害的是王勃，待我另讲。

　　 骆宾王的诗，在诗体上比先前我讲到的王绩更进了一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的五言八句体，已到了几乎八句全对仗的地步，是唐代“五言律诗”的雏型----例如《途中有怀》这一首：

　　睠然怀楚奏，怅矣背秦关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涸鳞惊煦辙，坠羽怯虚弯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当然，诗的优劣，其实与诗体关乎不大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尤其是旧体诗这种形式，从《诗经》的四言发展到後来的七言，几千年只进步了三个字，也就没什麽好说。所以，重要的就不是“体”，而是“意”。尽管後来严格的格律，从外因上起到了一些使诗句吟咏起来更加和谐的作用，但优点就是缺点，如剑的双刃。因为严整的格律，同时也助长了诗人相互指摘诸如“平仄不对、韵脚不工”等流於形式的弊病，也强化了“做作”。换言之，格律其实是很像“在钢丝绳上走路”的，既不能掉下来，还能够看上去如履平地，於是许多人就认为难了，就先比平衡，再比谁又能走的既稳且快。这就是唐以後评判诗歌优劣的基本尺度，而今人是早就不在乎什麽“体例与法度”了。

　　但那时的骆宾王显然在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时代的审美趣味，如同“文革”时我们喜欢穿军装，今天看上去傻，却也是踩着那时代的肩膀走过来，再傻，那也是里程碑。况且，格律在初唐乃至中唐，是被视为一种“诗体革命”运动的。这个运动，唐以前六朝时的沈约等人就试图搞过，有了些反响。

　　对骆宾王而言，他的“革命”并不在诗体，而在人生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人性里，似乎埋有“放浪与造反”的种子，这在他青少年时大概就以“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的不羁方式种下了。整天与一帮赌徒游来晃去的青春史，或许是因了得不到重用而玩世不恭，或许也有文人散漫的根性。而一但在仕途上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我们的骆宾王其实依然令人感到可敬可爱，文人的率真与幼稚，就说明了这一点。

　　骆宾王那时因写了一首《帝京篇》而名动一时，人赞之为绝唱，故被朝廷看重，在京城做了长安主簿(负责掌管首都文献典籍与印鉴)的要官，结束了与赌徒游荡的散漫生活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有关骆宾王大约20至65岁之间的活动与行踪，可惜史料上均无记载。零星的文字中，只能猜测出，骆宾王大约是在三十出头做的长安主簿，但很快便因屡屡向朝廷上折子，提意见，历数时弊，而得罪了宰相，被踹贬到浙江/临海县。而其它时期的生活状况，就仅能从其留下的诗作中获知了----他坐过牢（见《在狱咏蝉》诗）、在齐鲁一带驻足过（见《蓬莱镇》诗）、从过军（见《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诗）、客居江浙多年（见《久客临海有怀》诗）、去过西北边塞（见《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诗）、游历过中原（见《晚度黄河》诗）。也可知道，他结交过卢照邻、宋之问、李峤等晚辈诗人。

　　 有确切记载的倒是他作为“叛军”帐下一枝笔的短暂历史涿州道观寺庙寺院。那正是武则天篡政年代，准备废中宗李显而自立，并大肆杀戮李唐家族子孙，以绝後患。天下乱乱哄哄，四处都有“护李讨武”的起义。曾被贬为柳州司马的徐敬业在扬州率先起兵，并力请已过六旬的骆宾王任军中“艺文令”，专门主持讨伐宣传工作。骆宾王当然也觉义不容辞，尽力工作之馀，特意奋笔疾书，写下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这篇煽动力巨大的檄文一出，连武则天看了都叹为观止，得知是骆宾王所作，便嗔怪地对满朝文武说：“有如此之才不用，宰相过也。”这篇文章被选入著名的《古文观止》虽是後来的事，但由此正可看出骆宾王的文采举世罕见。

　　 遗憾的是，徐敬业最终兵败了，被内奸所杀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骆宾王呢？历史却留下了两种说法：一是说“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又一说则是“王那相斩敬业、敬猷、骆宾王首来降。”这一逃一死，莫衷於是。後来，有人也编出段子说，诗人宋之问游钱塘灵隐寺，打算给寺里写一副对子，吟出上联，却苦苦想不出下联。寺中一老僧忽然出现，并提醒宋之问说：“你可以这样写啊----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次日，宋之问再去寻拜表谢，却无踪影。有寺僧告之曰，那老者就是骆宾王，一大早就划一只小舟向海那边渡去了。

　　我们就只当我们心中的骆诗人渡海而去吧！这没头没尾的结果，挺好！我们想事、看人，干嘛非要有个结果呢？我真愿意我们的骆诗人永远就漂在茫无际涯的大海上，我相信，只有在那儿，才最幸福涿州道观寺庙寺院。用骆宾王自己的诗说，正是----

　　一谢沧浪水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安知有逸人？

　　2003/07/18於问天楼

　　3/卢照邻

　　四十岁，对一个男子，用现代人的话说，正是“抢手货”的年纪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即使依孔圣人的观点，也是个好时候，四十不惑----什么都明白了，混到这会儿，真不易。倘若在这时，你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走寸步如同千里，咫尺好似天涯，想端只饭碗也抖抖地拿不住，那该会是个什么心情呢？

　　你是个什么心情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当年的卢照邻就是个什么心情！

　　卢照邻身体的偏废，一定是在左半身，因为从四十到六十四岁，他始终还能不断地写出些东西，就是个例证涿州道观寺庙寺院。那些年，他基本是在河南的太白山与龙门山卧病苟活，其间，偶尔也去过洛阳和长安。去长安是专找当时已致仕在家的名医孙思邈求医问药，但孙大名医业已九十二岁高龄了，眼虽不花，耳也不聋，最终还是抖楞手说治不好卢大诗人的病。无奈，只能再回来挨着，能写点碎诗碎文五六的就写些，写不了就躺着。直躺到实在觉得没劲时，就写了篇绝命文，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拖着半扇儿麻木不仁的身子，蹭到那条名叫颍水的大河边，一头扎下，找屈原去了。

　　 卢大诗人虽自沈而死，但在“初唐四杰”中，他与骆宾王活得却是最长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人们说，天才都短命，所以我以为，卢照邻其实也还是学而知之。因为他到十三岁时，父亲才把他从家乡（河北/涿州）送到江南，跟着当时的硕儒曹宪和王义方学习文字学。学到二十来岁，精通《苍颉篇》与《博雅篇》也是应该的。而卢照邻真正开始博学的时期，该是被举荐到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七个儿子李元裕的“邓王府”上整理图书典籍、兼做书记员的时候。我们知道，邓王李元裕藏书颇富，若用车拉，足有十几车。卢照邻那时可真是如鱼得水，几年间就通读殆尽，甚至绝大多数皆能讲出大意。邓王也很喜欢他，常在人前夸照邻可比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以擅长写“赋”闻名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当年的卢照邻也写了不少“赋”，可惜只传下五篇，调子也都很低，写的几乎都是郁郁不得志或病歪歪不快意的主题。比如那篇《穷鱼赋》，写的就是一条大鱼被鱼夫钓到岸上，再也无法施展鲲鹏大志的哀鸣。而《病梨树赋》则写于他客居长安向孙思邈问医之时，以一株病歪歪的梨树比之于己，可想而知他心情的沮丧。

　　卢照邻二十九岁才离开邓王府，在京城秘书省做了个校书类的小官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但那年，十二岁的杨炯可是刚应完神童举，进了弘文馆。而王勃也写完了一本斗胆给大学者颜师古找漏儿的《汉书指瑕》。四十多岁的骆宾王呢，那会儿或许正在黄河边上写着《晚度黄河》呢。所以，与“王/杨”二人相比，卢照邻既没得到过什么神童待遇，也还面临着初入仕途、努力向上爬的漫漫路程。此后两年间，我们不知道卢大诗人又犯了个什么罪，竟被拘押坐牢，幸亏有“友人救护得免”，才出了狱，遣到西北锻炼去了。从西北再返回长安时，卢照邻大约已三十五、六岁了。他认识王勃、杨炯和骆宾王，大概就在那几年。

　　不过，他与“王/杨/骆”三杰其实也没什么太深的交情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与骆宾王可能稍近些，这从骆宾王所写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诗中，便可看作是个证据。而与“王/杨”二人，因为差着辈份，加之也仅有一两首与“王/杨”所作的同题同韵诗，并非是相互赠答，所以就看不出关系的紧凑。近代诗人闻一多先生曾将“卢/骆”二人划为一个壁垒，“王/杨”二人划为另一个壁垒，其理由是说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友谊不同、作风不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诗风”的不同。这种划分与区别，多少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历代人评论卢照邻的诗，皆说他七言歌行是很富有突破性的，而“王/杨”则专工五律，我以为未必尽然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卢的五言数量很大，十数倍于他所写的七言篇什。闻一多先生说他的五言水准基本未超过齐梁人，仅在声韵上有点滴进步，是个偏见。因一多先生也未能举出卢的七言如何的好，反而倒举了他的五言来说讪。七言歌行，卢只留下有限的五、六首，如《长安古意》/《行路难》/《失群鴈》/《怀仙引》等。在诗体上虽对古乐府诗体进行了改良和发挥，也将传统宫体诗狭隘的宫廷主题扩展到了大漠边塞，并为日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以乐府旧题抒写时事，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就诗意与境界而言，真看不出有多少能超越五言的地方。

　　而反对束缚人的格律，却是卢照邻所一直主张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很提倡“适意为宗/雅爱清灵”，并指责六朝时的“永明”声律论说，沉约所秉持的讲究声律观，无疑是将写诗的人永远拘禁成为形式的囚徒。而梁武帝的随声附和，也庸俗到了如聋似哑的地步，导致诗坛一派绮靡之风。卢照邻的文章，也不大拘泥于以骈体文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尚，手法基本都是散体，可看作是卢照邻革新文章体制的尝试。

　　如前所述，卢照邻开始走背字儿，是由于父亲的过逝，那年他四十岁，悲恸过度，是导致染上风疾的主要因素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但在患病之前的三两年，他回到长安，又从长安到四川去做新都尉，还是悠闲了几年的。那时，王勃因写了一篇《檄鸡文》而被沛王一怒之下逐出了沛王府，哄到四川。那时骆宾王也在四川游逛，卢照邻正好能与他们多见几面，唱和两声。在四川的生活，我们的卢大诗人并不寂寞，不仅有朋友唱和，还娶了一房小妾，生了一两个孩子。而得了病，又丢了官，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往日过从较密的朋友们，也都如诗人所言，是“客散同秋叶/人亡似夜川”了。

　　于是乎，他的心绪每况愈下，开始好“老/庄”，拖着半废的身子去龙门山学道，且越学心越灰，以至于什么都加以否定，一口气竟写了篇《五悲》的骚体文----《悲才难》/《悲穷通》/《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人间万种，似乎没几件事不令他感到悲伤。而最令人读了悲伤的，就是他临终前所写就的另一篇题为《悲夫》的骚，俨然已决去心，奔赴黄泉----“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听天命者，饮泪含声而就死。”

　　他饮下的是什么泪呢？是“一伸一屈兮比艰难乎尺蠖”的半身不遂；是“庭有霜兮月华白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室有人兮灯影青”的孤独与寂寞；是“有所思兮在天汉，欲往从之兮无羽翼”的肉身拖累；是“河海暗兮繁云兴，严风急兮密雪下”----真有些像当代诗人海子临终前所看见的那样----“这一日/天堂在下雪/整整一个世纪/天堂在下雪…”

　　他去意已决，他明确告诉我们“吾将焉往而适耳，箕有峰兮颍有澜”----就在颍水这条河，“泛沧浪兮不归”了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卢照邻，又一位痴迷于沧浪水的诗人，以一把六十多岁的年纪，主动给自己划上了句号！

　　2003/07/28于问天楼

　　4/王勃

　　 近一千四百年来，但凡读点儿书的人，恐怕就没有不知道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及其中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了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但能知道这经典之句并非百分之百出於王勃之手独创出来的人，却寥若晨星。历代的文人们总是嫉妒神童的诞生，总要趁人不备，忽然就从阴山背後的某个倚角旮旯倒腾出点儿对神童非常没面子的证据，宋代的欧阳修首当其冲，毫不留情就指出了有关这句话更早的一则出处----因为他发现了一块隋朝时的“长寿寺舍利碑”，碑文中赫然刻着一句“浮云共岭松张盖/明月与巖桂分丛”。王勃的那一句，从句式上看，的确很像这一句。

　　欧阳修开了这个头，後面的人可就收不住了，一时间“揭露”王勃抄袭前人的例证也都接二连三地扔出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尖锐、好看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以下便是众文人所列举的近似之句----

　　“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唐/骆宾王）

　　“金飚将玉露俱清/柳黛与荷香渐歇”（唐/骆宾王）

　　“银章与朱紴相辉/熊轼共隼旟争贵”（隋/薛 逢）

　　“原花将晚照争红/怪石与寒流共碧”（隋/薛 逢）

　　最近似的一句，则莫过於比王勃早生了一百三十七年的庾信所写的“落霞与芝盖齐飞/野水共春旗一色”这一句了涿州道观寺庙寺院。看过庾信这句，我们简直完全可以下定论说，王勃抄的就是庾信的这句！

　　不长眼眉的是，比王勃稍晚些年出生的陈子昂也因袭了类似的句子----“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新交与旧识俱懽/林壑共烟霞对赏”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後来的李商隐还来凑热闹，竟也写出一句“青天与白水环流/红日共长安俱远”。这个句式，真可谓是前有古人，後有来者。唉，天下文章一大抄！连神童或大师级的人物都在抄来抄去，无名鼠辈们从模仿开始的文学生涯也就很是正常了。

　　 写王勃，我这样劈头盖脸上来就揭他的短儿，或许会令众多喜爱王勃者感到有些悔气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不过说实话，我依然喜爱王勃。即使他那一句是抄来的，我也欣赏他。因为那一句放在《滕王阁序》中是那麽舒服，那麽是时候，连原本想让自己的女婿来写这篇文章的阎大都督，听後也不得不转怒为喜，还赏了十四岁的王勃一大堆绫罗绸缎哩。

　　 王勃，字子安，山西河津县人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史称六岁善辞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穿开裆裤时便能与他的两个哥哥王勔和王勮才藻相当，被杜甫的叔爷杜易简老先生赞之为“王氏三珠树”。在讲述王勃的叔爷王绩的时候，我已讲过，王勃的亲爷爷就是隋末大儒王通（文中子）。而王勃的爸爸王福畤虽不如王勃出名，但也官至太常博士，并且很能生养儿子。因为在王勃的下面，还有仨弟弟呢！

　　称王勃为神童，是出自钦差大臣刘祥道之嘴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王勃十四岁就做了朝散郎（从七品）的文职闲官，也是受刘祥道的保举。後来唐高宗的六儿子沛王李贤听说王勃才高八斗，就把他召进王府做了修撰，此间王勃写了本书叫《平台钞略》，深获沛王李贤佳许，还赐给他五十匹帛。但没过两年，在一次沛王与英王玩斗鸡的游戏中，王勃逞能，玩笑般地给沛王写了篇讨英王鸡的檄文，结果被高宗李治得知，给他扣了顶想挑拨诸王关系的大帽子，撵出了沛王府。那年，他才十九岁，觉得在长安无所事事，就干脆到四川游历去了。

　　王勃的大部分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四川写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数量最多是骈文，其次是赋，最少的恰恰是诗。就文学成就而言，我个人以为还是在他的诗上，而非骈文。王勃写骈文，是用来逞能和挣钱的，大都是应景或应酬之作。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讲得很明白，说“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云云。他的骈文，在很多时候尽管表现出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起承转合一气喝成等优点，但也存在很严重的堆砌典故、雕琢词藻的弊端。

　　 他诗歌中，虽也有上述表现，但比之於骈文就轻得多了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擅长的五律，最著名的就是那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霑巾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不过，即使是其中的又一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还有人指出是借鉴了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写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诗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其实，倘若如此计较的话，屈原、李白等许多大诗人的句子里也都能找到前人的不少痕迹。由此，天底下也就没有几首“横空出世”的原创之作了。

　　王勃的诗，表达仙风道骨思想的较多，这恐与初唐时皇帝好“老/庄”所引领的风尚不无关系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有一度，唐高宗李治曾将老子（李耳）视为李唐家族的远祖，不知从何处考证而来。而王勃的诗，单从题目，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对仙道的重视程度，如《怀仙》/《忽梦游仙》/《寻道观》/《游梵宇三学寺》/《八仙径》/《观内怀仙》/《秋日仙游观赠道士》等等。对於王勃而言，好道家，也不是一点渊源也没有。史载，他十一岁时，就曾跟过一个叫曹道真的人学习《周易》与《黄帝内经》达四年之久，後来竟写成一册五卷本的《周易发挥》、一本《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及一本《玄经传》。与此同时，他还为祖父王通未完善的著作进行续写及编著，又先後完成了《次论语》十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卷，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历算的学术著作《大唐千岁历》。

　　 一个只活了二十七、八岁的人，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就完成了如此之多的著述，即便不是神童，在今天恐也够一个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或教授资格了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如果再加上他给我们所留下的二十卷诗文集，就更了不得。集作家、诗人、学者於一身，我们所熟知的王勃可谓名副其实。当然，这也与他的勤奋和才华不可分离。据说，王勃写作，先磨墨数升，然後一口喝下去，继而蒙面大睡。醒後捉笔一挥而就，连改都不改，人称腹稿。以此说法来誉美一位少年文豪，虽也不为过，但说他把墨汁喝下去，恐也是有些添枝加叶了。

　　 王勃的死，众所周知，是在去交趾探望父亲的路上，过海溺亡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与他同代的裴行俭不太喜欢初唐四杰，见过“王/杨/卢/骆”之後，曾下结论说他们四人“鲜克令终”，没一个有好死的。事实结果真的就偏向了裴行俭这一边，除杨炯外，“王/卢/骆”三人可谓结局非常，应了谶语。也有传说言，王勃生前曾遇见过一位奇人，那人看了王勃的面相，就得出个结论，说他“神强骨弱，气清体赢，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此说虽不可信，无从查考，但放在王勃身上，似乎也有些道理。不过，我还是愿意用王勃的几句诗来结束这篇估算是纪念他的文字吧----

　　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悲凉千里道，悽断百年身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2003/07/29於问天楼

　　5/杨炯

　　在大唐一派倡诗重文的繁荣气象中，忽然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文人无用，且将这观点还写进诗里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人就是年轻气盛的杨炯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考杨炯生平，并未从过军，在洛阳（亦称东京）呆了七八年後，就始终在陕西做官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自他十岁应神童举一直到四十四、五岁左右病死，做过的几种官也都是文官或行政官员：一是九品校书郎，二是八品崇文馆学士，三是九品梓州司法参军，四是七品盈川县令（参见《旧唐书/职官志》）。梓州与盈川也都在陕西境内。

　　上述所引杨炯那句诗，写於他在长安（亦称西京）期间，诗的题目虽叫《从军行》，但并不关乎内容，而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古乐府曲调的名称，诸如“猛虎行”/“陇西行”/“艳歌行”/“怨歌行”之类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这种歌行体，在汉代皆有各自的曲调，能唱，而且五言七言都有。但到了唐代，就只剩了题目，没有曲子了。就形式而言，杨炯的这一首《从军行》与汉代也不同，是五言八句比较标准的“五律”，而汉代的同题歌行则不止八句，甚至可长可短。

　　初唐时期的长安，并不十分太平，西北常有异族侵犯，南方也有蛮人骚扰，所以，时常能闻见硝烟味儿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探卒频繁来报西北前线战况，增援的队伍也频繁从长安开出。此时的杨炯，坐在城里舞文弄墨，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文人派不上用场，真如他所写的，不如做个百人队伍里的小长官，去前线为国大杀大砍一气，才不枉活一世。

　　这脾气其实也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与其他“三杰”相比，杨炯是最简单粗暴的，词藻不华丽，不文诌诌地用典，不摇头晃脑。用今天的话说，是非常率真务实的。举一首《送临津房少府》诗大家看----

　　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烟霞驻征盖，弦奏促飞觞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阶树含斜日，池风泛早凉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他的好友张说评价他的诗文说，“盈川文若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於卢，又不减王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耻居王後，信然。愧在卢前，谦也。”这种评价，多少是带有点好友的偏爱。今天客观看来，单就诗而言，杨炯不如王勃文采宏逸，不如卢照邻沉郁耐嚼，不如骆宾王老成淡远。唯一珍贵的是他的率直豪气，其他三人都不如杨炯强势。

　　杨炯为人也近乎於直简刚烈，对看不惯的朝廷官员，就直接嘲讽他们，说很像是外表套着麒麟的皮，而里面其实是头驴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所以在百官之中，比较遭恨。後来他去做盈川县令时，友人张说还写了篇箴言赠他，劝戒他将来为官待人别太棱了，但无济於事，他该什麽样子还是什麽样子，甚至棱上加棱。在盈川县，只要下属官吏“稍有忤意”，就被他立刻张榜斩杀，官场上说他比酷吏还酷。

　　 关於杨炯的“神童说”，前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杨炯是十二岁应的“神童举”，此说恐有误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新唐书/选举志》上规定的很明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也就是说，应神童举必须在十岁以下。所以杨炯十岁应神童举，当为正确。另外看来，在唐代做“神童”其实也并非就难到了难於上青天的地步。因为考试仅三本经书，只要师傅教得好，自己再肯背诵，一年出几个“神童”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则，当了神童，朝廷也不会委以重任，所谓“通者”就给官儿做，也只是个九品的校书郎，想来想去，还不如长大了直接考个进士，倘若殿试上被点了状元，一下子还能做附马，那多痛快！

　　杨炯作品传下来的不多，新旧两唐书上说《盈川集》有三十卷之多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可到了宋代就剩了二十卷，而到了明代则又少了十卷。看来，喜欢杨炯的人是越来越少，不然也不会散佚得那麽快。他写过的诗究竟有多少，已不可考。《全唐诗》里仅录有一卷，才33首。

　　2003/07/29於问天楼

　　6/上官仪

　　 谈初唐之诗，我想是绕不开上官仪这个人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绕不开，是因为他的诗在当时被奉为“上官体”，许多人竞相效仿。以後的历代评论者之所以皆不大理会上官仪这个人，恐多是因为就诗歌而言，他的水准与唐代的众多名流根本挨不上边儿，仅流於诗体的形式而已。当初，王勃/杨炯/卢照邻等就对上官仪一派的形式主义诗风予以猛烈抨击，指责“上官体”导致诗坛众人雕琢刻板，藉倡导工整的对仗为名，“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後来的陈子昂也藉着批判六朝之诗，捎上了上官仪。但不管怎样，上官仪这人能引起大诗人们的批判，且已然在初唐诗坛上形成了以他名字所命名的“体”，就不能忽略不计。这有些类似於当代诗坛的汪国真，真正的诗人们虽对汪不屑一顾，但在社会上，汪的“诗”却有不少市场。

　　 上官仪的生年不可考，新旧两唐书里尽管都有他的传记，但均未道清生年，仅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做个大致判断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的传记中说，他父亲上官弘在唐大业末被一个叫陈稜的将军所杀，而当时，上官仪年幼，被藏匿在一座寺庙里才得以幸免。查唐“大业”年末是公元618年，上官仪年幼，猜也不过四、五岁，上推一下，其生年估计是在公元613-615年间。如此断来，他该比骆宾王大几岁，比卢照邻要大上二十来岁，比王勃和杨炯就要大上三十多岁了。他的卒年，两唐书上却写得很清楚----“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麟德元年是公元664年，以此而推，上官仪下狱而死那年，也就五十岁上下。他的儿子上官庭芝也与他一起被杀，而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却幸免，并在唐中宗时做了李显的贴身妃子，逢草拟制诰，李显必叫上她。由此，上官仪才在唐中宗时意外被平反，还被追赠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等一大堆名号。这倒要感谢他的孙女了。

　　 其实，上官仪活着时，做的官就不算小，我们看他的升迁史，真感到有一种接二连三的辉煌----“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俄又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加级赐帛。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是啊，唐太宗写完文章都要先给他看，而且凡有宴会，必拽着他参加，这待遇真的很不低。而官也做到了三品大员，可谓显贵。

　　其中谈到他撰写《晋书》，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没有学识的人是写不了的，这也说明上官仪并不是白菜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当然，煌煌一百三十卷的《晋书》并非他一人完成，而是由二十一个人合力写出的，其中就包括把他送上断头台的那位许敬宗。据说，《晋书》中的“陆机传”和“王羲之传”是唐太宗亲笔写的，里面还特别标出“御书”二字，这倒是个题外话。李世民好写文章是有名的，又最爱王羲之的书法，甚至在死後作为陪葬品，故他为此二人亲笔写传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是来说上官仪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的“上官体”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诗体呢？其实很简单，基本就是五言八句/五言十二句/五言十六句这三种形式的频繁对仗体。唐人评论说他“工於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同时又说他是由於官位显贵的因素，“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词苑类格》一书中记载了上官仪自己所陈述的诗观----“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又曰诗有八对……”对於日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严整“唐律”而言，说说诗句的对偶技艺，开阔一下对偶的用词用意范畴，其实也不无益处。或许是上官仪絮絮叨叨说得太多的缘故，有了六种对法不行，还要再说它八种出来，於是就讨了厌。

　　几本历代比较著名的诗记诗话中，几乎很少提到上官仪的名字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唐才子传》三百九十八人之多的队伍里，没他的位置。宋人尤袤的《全唐诗话》也没他的事。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还是闭口不谈。只有宋人李颀的《古今诗话》倒是带了他一笔，记录他的诗是“天下无事”之诗。是呀，官高位显，自然就没什麽愁眉苦脸的事，自然就粉饰太平，自然就不写一会儿头疼一会儿屁股疼的诗。翻翻《全唐诗》所选的20首上官仪的东西，也的确都是莺歌燕舞的内容。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之所以深得中宗李显的垂爱，也是因为能写一手好“太平诗”，且才思敏捷，常在宫廷宴集诗会上代长宁、安乐两位公主作诗，可谓是邀宠悦帝的“祖传秘方”。

　　但客观地讲，“上官体”对推动严格的“唐律”诗体走向成熟还是起过一定作用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形式尽管需服从内容，却也是诗歌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今天自由新诗中的“口语式”或“学院式”诗歌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也如同各式各样的酒，总要用不同形状的瓶子来装。

　　2003/07/30於问天楼

　　7/杜审言

　　杜审言是让我甩不开腮帮子说痛快的一位，他虽是杜甫的爷爷，但其诗却远逊于他孙子涿州道观寺庙寺院。陈子昂曾死乞掰咧地大夸杜审言，说建安时期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以及六朝时的何逊、王融、沈约、谢朓等大腕级诗人，皆不足以与他匹敌。陈子昂比杜审言大约小十五岁左右，也是杜审言相识的一位年龄较小的诗友与同道。或许是因为在杜审言面前处于晚辈之故，加之此言又出于是他给杜审言写的一篇序文，所以就难免存有“过誉”之词。

　　 杜甫夸他爷爷“吾祖诗冠古”，当然不足为奇，毕竟是自己的亲爷爷嘛，在辙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事实上，杜甫也从他爷爷的诗里借鉴了点儿东西。宋代大诗人及书法家黄庭坚在评论杜甫的诗时就说：“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那么，杜审言的“诗法”又是个什么值得他孙子去借鉴的诗法呢？宋代的另一位名叫陈振孙的著名藏书家道出了这个秘密，他说：“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原来，杜甫向他爷爷所借鉴的“诗法”，说穿了，其实就是工整的律诗平仄对仗法。其实这一点，他也可以去向上官仪学。

　　明代的胡应麟，写了一本论诗谈人的书，很著名，叫《诗薮》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其中他对杜审言的评价可了不得，说初唐五言律诗，杜审言写过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那首五律，该排第一名。理由是：“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如此之说，那我们就必要来看看杜审言的这首“初唐第一名”的五律究竟是怎样写的了----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这一首，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初唐第一律”的气象，更谈不上“超然”，倘非要排第一，只能是工整的平仄对仗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当然，杜审言还是写过好诗的，有几首不错的，都是他赠给友人的诗，而不是在宫廷侍宴应制时所写的那些应景之作。尤其是那首专为武则天所作的《欢喜诗》，根本谈不上好，不过却很实惠，由于这首诗很合武则天的心思，竟提拔做了著作郎。

　　 传说杜审言在文学艺术上一直很狂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曾说他自己的文章即使是屈原、宋玉在世，也只能到给自己做部下的份儿；而王羲之的书法若同自己比，那水平也只能做自己的学生。他如此自恋与傲慢，舌头可真有些大过了劲儿。对前贤如此，对晚辈也一样----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宋之问与武平一两人去看望他，你猜他对人说什么？他说：“我活着，总是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出不了头，现在我快死了，遗憾的是目前还真没什么人能接替我！”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看也成不了大师，我看也很快就会被后来人所取代。

　　杜审言年轻时最要好的朋友，是李峤、崔融和苏味道，当时人称他们四人为“文章四友”，这样就比较客观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因为杜审言的水平也只能与他们齐名才合情合理些。杜审言这三位好友，官做的都不低。最大的是李峤，做到三品吏部尚书。其次是苏味道，位居天官侍郎，正四品上阶，专掌天下官吏考察与选授。崔融在武则天时曾为凤阁舍人，官至五品。杜审言的著作郎一职，跟崔融相当，也是五品，专掌修撰碑、祝文、祭文等等。

　　前面说到杜审言也有不错的诗，基本上就是给这三人写的那些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赠崔融二十韵》一诗，里面就有“人事盈虚改/交游宠辱妨”的好句子；《赠苏味道》也有“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的佳偶。用今天的话说，写给哥们儿的诗，多少还是有可贵真情在的，即使彼此间那真情不独在交流诗文上，哪怕是在一起逛青楼时结下的，也还真！他写给苏味道的另一首七绝，就表达了这一面----“时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容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杜审言的书法，我见过几幅诗稿墨迹，不坏，但也不是大师水准，否则书法史上就不该没有他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初唐时期的书法，主要是“欧/虞/禇/薛”四大家的天下，唐太宗酷爱王羲之，故这四大家也都有临写《兰亭集序》的模本。杜审言的字，其实并未逃出“二王”的风格，形迹上的点滴差别，也只能看作是“二王”书风的变种。之所以非要说自己比王羲之强，壮壮胆而已。谈到书法，我倒要多说两句。中唐时颜真卿的字，如今可谓家喻户晓，已然成为“颜体”。但颜真卿那样粗笔壮筋式的写法，其实早在初唐时就已有人那么写了，只不过那人位居宰相，以政绩闻名。那人就是魏征。

　　有关杜审言的生年，一直未有准确说法涿州道观寺庙寺院。闻一多先生在《唐诗大系》中将其生年定为公元646年左右，不会差太多。后来许多学者将其生年定在公元648年，道理也不少。而关于他的卒年，考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写于大唐景龙二年，也就是公元708年。这样算算，杜审言的寿命大致60岁，也算够本儿了。

　　2003/07/31于问天楼

　　8/李峤

　　严格意义上说，李峤的官名远比他诗名大得多涿州道观寺庙寺院。新旧两唐书中的传记，之所以不把他放在“文苑”或“儒林”类里，而是以名臣之属排得比较靠前，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不独大唐，在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人们好文学，通六经等等，其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而一不留神成了诗人，那也几乎皆因仕途不顺，才将更多精力转向了写作。

　　李峤的官运基本很顺，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做了个九品的安定县尉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两年後参加制策考又中了甲科，调任长安尉，後转任八品的监察御史。那时，正逢唐高宗李治派兵去广西平息壮族叛乱，命李峤随军做军事监察。在广西前线，由於李峤只身一人前往屯兵在山洞中的叛匪老窝劝降，从而立下了兵不血刃的赫赫战功，得到高宗嘉奖，连升三级，一下子就提升为五品上阶给事中。武则天执政时，命他陪同大理少卿张德裕和侍御史刘宪去核查狄仁杰一案是否属实、有无冤屈。张德裕和刘宪二人因惧怕给狄仁杰栽赃的来俊臣报复，明知狄仁杰冤枉却谎报有罪。唯独李峤秉持公道，据理为狄洗冤，结果被降了一级，贬为润州司马。但没多久就又升回到正五品凤阁舍人的位置上来。这当然也是因为武则天的醒悟，加之很偏爱李峤的文才。

　　 李峤二十多岁做长安尉时，写文章就很有名望，他与骆宾王和刘光业三人是县尉一级官员中文采最好的涿州道观寺庙寺院。而四十来岁官至凤阁舍人时，因甚得武则天赏识，所以“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李峤升到从三品的平章少监职位，差不多是四十四、五岁上下。而到了唐中宗继位时，又升任正三品的吏部尚书，并进封为从二品的开国县公。在他五十岁时，又加封修文馆大学士以及正二品的赵国公荣誉爵位，可谓荣极一时。唐睿宗李旦继位後，六十多岁的李峤被贬为从四品的卢州别驾，未上任，就致仕不干了。与杜审言同龄的李峤，死时（公元715年）差不多七十岁。有关李峤升升降降的原因与故实还有许多稍详的记载，在这里就减免不讲了。

　　 李峤的诗，传下五卷，近200首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大致有三方面题材，一是在宫廷中陪皇帝及公主们宴游所作的风雅诗；二是赠送给诸如杜审言、崔融、骆宾王等同僚好友的唱和诗；三是一大批单字题目的五言律诗（有120首之多），比如象“风/云/烟/露”这种只有一个字的题目诗。宫廷宴游类的诗是没什麽看头儿的，剩下的两种，可以说是奠定李峤为诗人的基本保障。

　　平生何以乐，斗酒夜相逢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曲中惊别绪，醉里失愁容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星月悬秋汉，风霜入曙钟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明日临沟水，青山几万重涿州道观寺庙寺院。

　　 这是他写给骆宾王的诗涿州道观寺庙寺院。那时李峤还是个小官，送骆宾王离开长安，字里行间既有失去朋友的借酒浇愁，也夹杂着对好友未来前程的无限担忧。曲中，醉里，别绪，愁容；星月，风霜，秋汉，曙钟，凄清而淡远，沧桑而伤情，能够看出李峤是动了真感情的。这也是一首平仄与对仗均很工整的标准五律，标准的程度，并不亚於杜审言。

　　 而李峤的单字题目诗，就不如他的友情诗写得动人涿州道观寺庙寺院。其中议论的口吻与陈述太多，用典也不少，几多做作的痕迹也就出现了。比如《琴》这首诗----“名士竹林隈/鸣琴宝匣开/风前中散至/月下步兵来/淮海多为室/梁岷旧做台/子期如可听/山水响馀哀”。里面的“中散”是指诗人嵇康，“步兵”是指阮籍。“子期”指的是钟子期。诗中牵涉到的几个人物各自都有一大堆故事。而“淮海”与“梁岷”虽是地名，但也暗含典故，比如“梁岷”，实际说的就是春秋时的鲁国之地梁丘，也是齐国的齐侯想与宋国的宋公打算和好而见面交谈的地方。在诗中，简单一些的典故还好理解，但一复杂，诗就涩了。

　　传说，李峤小时候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位神人给了他两枝笔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从那以後，他就忽然开始会写文章了。是呀，在古代，但凡某人成了人物，史家在描绘他时，往往都用类似这样神乎其神的段子来形容他。诸如“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刘邦的母亲是看见天上的蛟龙才怀的孕等等……这些毫无凭据、没法考证的传闻，我们只能将其当成是茶馀饭後剔牙时的闲聊故事，听罢也就一笑了之了。

　　 不过，计有功在他的《唐诗纪事》一书中对李峤有一个评价，那说法估计恐不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全信涿州道观寺庙寺院。他说，李峤有三个格外反常的心态：一是喜欢自己升官，但却憎恨别人升官；二是爱写文章，但却嫉妒别人有才华；三是特别贪婪於物质享受，但却憎恨别人。这可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段子，倘若李峤的身上真有此三大毛病，我们就该另眼看待他了。

　　2003/07/31於问天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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