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荒唐且美好？好男风同性之好名正言顺？你恐怕是搞错了: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奇妙的时代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一个逆流而上却又承前启后的时代，她是华丽乐章的诡异，她为后世铺好了通往繁华的大路，但她绝不是你印象想象中的“美好且荒唐”

这一时期，政治上虽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也比较多，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社会经济仍是在缓慢发展的；尤其南方地区更是这样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而在这极具混乱荒唐的年代，其文化方面却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蓬勃璀璨。

民族融合的时代

东汉末年，塞外的各大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纷纷内迁，一步步卷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至晋朝八王之乱后，中原内耗严重，权威旁落，游牧民族更是反客为主逐鹿中原，历经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缔造了辉煌的隋唐帝国。这段北方发生的历史，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了那段时间中国历史的代名词——魏晋南北朝。

从西晋到东晋的这次溃败是汉族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收到挤压而南渡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其结果却是文明的反向融合，方有之后的隋唐。

但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不发达的南方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情况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这场冲突的结果，是秦汉时代在江汉流域留下的大片统治空白被填补，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民族一体化越发深入、稳固。

杂糅合成后无可避免的便是：乱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时代之乱

南北朝的主基调是大分乱战时期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可以用三个主要时期来分解：

三国（魏蜀吴）

两晋（司马家篡权长沙道观寺庙寺院，灭吴统一三国）

南北朝（南北两地政权更替长沙道观寺庙寺院，直到杨坚建隋）

简单来说，特点就是：乱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1、政权乱

东汉以前，中国政治史经历了几种重要模式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其一是西周的贵族模式，即在部族征服的基础上，对被征服地区采取绥靖统治，在统治集团内部以宗法制为根据进行分封；其二是战国后期的“商鞅式图景”：上面是君权金字塔，下面是无数自耕农。

而东汉以来豪族与贵族政治的出现，也为其提供了第三种模式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这种模式中，国家再次走向了割据，但这种割据不再是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有计划分封，而是基层自发形成的社会集团化与团块化。集团化下控制的人口与土地逐渐脱离国家控制，它意味着从“商鞅式图景”里向外夺离资源。

其实从秦汉开始，国家政权就一直与封建有所交接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历代君主皆知大一统帝国下被贵族“挖墙脚”的麻烦，采取过不少应对措施。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对贵族进行过分封，文帝之后则开始定期徙陵，强行在关东收割、迁徙大户，汉武帝更是直接设立了州刺史政策。

但这些对地方豪强的警惕，在后期仍然无法阻挡他们的喷薄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东汉结束以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偏安一隅，在北方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最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东晋政权瓦解以后则建立起了南朝宋齐梁陈，政治更迭更加频繁。

而南朝在官员的选拔上十分的僵硬化，朝廷高层基本被世家大族垄断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南朝政权为了对抗大家族膨胀的势力，准备采用民间的人才。但选拔官员的权利却依然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比如今日王家当中正，选了李家的儿子当官，择日李家就不能选王家的子弟当官）

因为当时的九品中正制还在，选人主要还是以德为主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但到了司马家掌权后，九品中正制就走样了，选人只凭世家地位，就算有德才兼备的寒门士子想博个小官，简直比种彩票还难，所以此后皇族即推生出了科举制度。然而真正开始实行科举制是时候隋唐朝后事了，而九品中正制是废于隋朝。

2、民族乱

魏晋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魏晋民族压力之大远甚两汉，由以北方为主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自东汉伊始，光武帝缘由劳动力短缺与休养生息的因素，引北方少民南迁至幽州朔方一带，同时东汉对北方整体采取被动政策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本身光武帝的初衷是好的，可是没曾想东汉中后期少民逐渐南移，至东汉末年已经占据关中与黄河一带的多数人口，这为魏晋时期埋下了祸根。

当然这也不是中原王朝衰败的直接要素，关键的环节在于中原王朝能否压制住少民异动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如曹操数征乌桓，司马炎平叛秃发树机能，都是北方统一政权压制成功的例子。所以晋丧失北方就是其失去了压制的根基，以至于民族矛盾一触即发。

一般来讲八王之乱是导致国本动摇的根本原因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不过八王之乱本身的初衷，也是司马炎为了维系自身统治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司马炎想要分封诸王压制膨胀的士族势力，也未曾想诸王反而与士族合作，形成了与中央分离的政治力量，摧毁了西晋，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少数民族大量南迁，于是出现了自春秋战国后的有一次民族大迁徙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即使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对南方的各种土著民族也只是粗略地有着四种分类，分别是越族，蛮族，僚族，俚族。(南朝政权所称的蛮，多是指长江中游的非汉群组。同时蛮也泛指所有南方非汉群组。)

其中越族居于东南沿海，蛮族主要广布于江、淮 地区，僚族则集中于西南地区，而岭南地区则是僚族与俚族杂居之地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越族华夏化也最早，其前身直可追春秋越国，而历经两汉尤其是孙吴对山越的打击后，越族的活跃已经不再频繁。

东吴和蜀汉虽看上去幅员辽阔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但其核心区其实只是四川盆地和长江沿线。对广阔南方的控制主要为巩固后方和平。相比曹魏，蜀吴的布局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但到了更远的地方，南朝对于西南和岭南地区实在是鞭长莫及，真正处于其统治重点地区的只有江淮之间的蛮族，南朝汉族和土著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重点也是在江淮之间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将蛮族分为三大类:

一是传说蛮族祖先源于槃瓠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到汉代发展为以长沙武陵蛮为中心的蛮族；

二是传说祖先源于廩君

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汉代发展成为以巴郡南郡蛮为中心的蛮族；三是汉代号为“板楯蛮”（实为巴人的一支）者，主要聚居在巴郡阆中一带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然而到了南北朝对立之时，有相当数量的蛮族迁移到了南北交接的边境线的南朝一方，主要是位于秦岭东段汉江上游，和桐柏山淮河上游两大地区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晋室南渡，定鼎建康，对内要建立侨居政权对本土吴姓大族的弹压，对外则要迅速构建起江汉淮一线的防御阵线，抵御北方异族南下。

但晋室对于长江中游山地中的土著蛮族暂时无暇顾及，无法做到孙吴时期的持续压力，山间土著的生存压力大大减少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另一方面，南北政权的对立，也让蛮族土著有了两面斡旋的空间，可以从双方获得种种好处。

更重要的是，乱世之中的大量流民脱离王朝的直接统治，相当一部分或出于避乱或出于逃避赋税，逃入深山成为了蛮族的一部分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蛮族抓住这历史的缝隙疯狂成长，人口膨胀的各个部落走出了深山，在汉江两岸耕种土地，与北方流民杂处，双方在土地水源等资源上的分配多次激烈竞争。

3、宗教乱

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玄学兴起，佛教，道教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旧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学发展；佛教传入，带来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断改造，神仙体系完善。

代表当时主要自然知识体系的阴阳五行继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式；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场景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此时已经是独尊儒术的约第三百个年头，人们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到现在，却发现社会并没有想理想中那样天下大同，反而是天下大乱。

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血腥，权欲充斥其间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仁义在哪里？礼教于何处？于是礼教在魏晋南北朝几乎变成虚伪的代名词。相应的，儒家被放在一旁，老庄哲学开始兴起。宽袍大衣，酗酒，嗑五石散，抹粉，清谈，这就是一个魏晋名士的形象。

后随着北魏政权的壮大，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了棘手问题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北魏政权发现，他们虽然打败了汉人，却意识到与汉族难以融合，且统治地区汉民不太接受外族政权的统治。

因此，北魏政权开始向佛教靠拢，以佛教的信仰力量来控制汉人，在佛教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可以减少汉人对自己文化的歧视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于是，在北魏王朝的推动下，佛教开始大规模发展。佛教由"胡教"成为国教。

由于佛教也是首次进入中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文化融合上还存在误解，导致出现诸多问题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一方面多年的战争让普通民众痛苦迷茫，面对残酷的现实，希望得到心灵的慰借，大部分人皈依了佛教。同时佛教的宽容宏大，兼容并蓄，使外来民族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佛教从外来宗教成为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宗教。

佛教的传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交融所产生的矛盾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王朝统治，让自己所辖地区的百姓信仰佛教，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

由于佛教信徒大量增加，务农的农民减少，僧人成为朝廷的负担，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沙道观寺庙寺院。由于皈依佛教不能纳税，民众纷纷剃发学佛，以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

随着僧人的增加，寺院也需要扩建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出家后，需要学习佛经，崇拜偶像。这些活动都需要在寺庙中进行。"或耕田，与农同流，或估货求财，与商争利"，僧人的增加，导致农业税的减少；寺庙的增加导致了财政的大量亏损。

4、文学乱

这是褒义的长沙道观寺庙寺院。通常的说法是，魏晋时期是“文学觉醒”的时代。为什么说是文学觉醒呢？纵观魏晋之前的文学，从《诗经》《楚辞》开始，到汉大赋，文学总是要从属于什么东西。

《诗经》《楚辞》尚处于文学萌芽的阶段，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体文学是史学的载体，汉赋又大多是歌功颂德之做，而到了魏晋开始，就出现了“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比如《古诗十九首》，现在的人们，更欣赏《古诗》而不会对汉大赋有多少兴趣，就是因为《古诗》承载着更具永恒的价值，而汉大赋只是一时之作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文学到这里，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因为文学家都开始自觉抒发个人情感了。

“三曹”，竹林七贤，都是如此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再加上社会的动乱，更容易让文学家做出伟大的作品。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又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辞易好”，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年代，上承两汉光辉，下启大唐盛世，在文学上就表现在，散文、骈文、诗歌乃至小说，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文学而作，为人而作，一系列的作家都极大转变了过往的文学传统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鲍照长沙道观寺庙寺院，谢朓，谢灵运，庾信，以及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

都是这种转变的代表长沙道观寺庙寺院。所以有了这些趋势，才有了盛唐文学，才有了后世的诸多文学传统。

魏晋之前是儒学的天下，而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里，生存都成问题，谁还管那些三纲五常、君权天授的那一套长沙道观寺庙寺院。人心渐变，魏朝的士大夫开始向法家靠拢，以刑名之说杂以仁义之道，开始了新一代的学风。

至此建安年间的文学为之一变，时而大气磅礴、时而悲怆凄凉，一扫汉末文风的浮夸，有了一种硬汉的风格，全无汉末文人那种无病呻吟的酸腐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只可惜建安风骨只是

昙花一现

罢了，西晋时期，玄学开始流行长沙道观寺庙寺院。对于在那个朝代玄学就好似陈年的白酒，虽入喉灼痛，却唇齿留香，在那个末世情节里，士大夫们无奈却抱着希望，以狂笑掩盖悲伤，一种悲凉却又洒脱的情怀，或许这也是后世许多人向往魏晋之风学的原因吧。

一言以蔽之，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旧世界难以为继、新世界呼之欲出的过程长沙道观寺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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