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起源于印度，辉煌在中国:兰溪道观寺庙寺院
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两岸出现一个农业文明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1500年。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任意建造的，而是有精心规划建成的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宽阔的主街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甚至，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这样一个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的城市，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拥有马和战车的雅利安人的蹂躏。
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与较后救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也许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当雅利安畜牧者在当地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部落让位于国家。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孔雀王朝的考底利耶说：“财富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财富的人可以征服整个世界。”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著名的孔雀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
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奴隶)。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兰溪道观寺庙寺院。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
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并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另一因素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
于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483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兰溪道观寺庙寺院。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
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组织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这些组织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小乘佛教相对立的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兼容并包了更多的佛教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佛教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兰溪道观寺庙寺院。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入侵印度，但是仅呆了两年，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
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造成政治真空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孔雀帝国。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旃陀罗笈多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征服了印度东部。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阿育王的统治下，传统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兰溪道观寺庙寺院。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3世纪时，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贵霜帝国渐渐衰微。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孔雀帝国的那样。
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
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
公元4世纪时，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兰溪道观寺庙寺院。疆界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传统的边界线。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梵语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些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笈多王朝在3至6世纪遭到游牧民族的猛烈冲击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
中世纪,宗教信仰空前传播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只是他们发现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
传教团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兰溪道观寺庙寺院。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建立统治王朝；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中国人在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佛教本身，却未能在印度本上长久植根或滋长，结果还靠中国将他的全部教法与学说，一概承受下来，并极大的发展，建立起一个辉煌的中国佛教兰溪道观寺庙寺院。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兰溪道观寺庙寺院。魏代的佛教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陆续由外国人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曾大起浮屠，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是戒律的传入,三国时代佛教已逐渐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西晋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东晋的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历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有了“六家七宗”之分。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东晋时期的佛教影响到文学建筑艺术领域。南朝佛教，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
宋朝佛儒道激烈交锋，各派代表撰文辩论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兰溪道观寺庙寺院。隋文帝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他大兴土木建造寺院；设置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文帝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领导教学。隋炀帝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隋代的石窟艺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开凿石窟。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倭国兰溪道观寺庙寺院。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当时倭国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数十人来学佛法。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
唐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南宗传播更多便利，成为禅宗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武宗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兰溪道观寺庙寺院。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到了中唐，韩愈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主张破除迷信。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当时新罗和倭国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倭国传教的。倭国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倭僧来唐学法陆续归国，于是倭国的佛教在唐时期便备具规模了。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派遣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徽宗时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佛教很大的打击。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停止额外的度僧，由于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如高丽，倭国。倭国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倭僧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倭僧手脚不干净，近年在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南宋，中倭国交通骤繁，倭国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倭国。倭国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倭国传授禅法。又倭国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倭国僧俊芿入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
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兰溪道观寺庙寺院。除增建佛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以外，还注意加强统制，禁止私度僧尼以及当时盛行的燃指供佛的习俗，这就使辽地佛教更有发展。政府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并派僧监督。辽代佛教由于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展。辽代帝室优遇僧人，同时又通常以经律论三门考选僧材，其学业优秀的授以法师称号。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
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建国后，它既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又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太宗时期。到了世宗继立，是为金代的全盛时期，开始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章宗以后，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工商业。
元代佛教在传统的各宗以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兰溪道观寺庙寺院。都提倡念佛，励行菜食，只是白莲宗许有妻室为异。白莲发展迅速，遭受“妖妄惑众”之嫌，教主被流放到九江，教团也被解散。
元代的佛教艺术有好些特色兰溪道观寺庙寺院。特别是由于帕思巴等弘传西藏地区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
明代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明初以来，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宪宗成化二年，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成化八年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达到中国历朝之最，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
明代建国以后，为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于洪武三年命僧慧昙出使国外，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兰溪道观寺庙寺院。慧昙率领使节团一行二十余人，访问西域各国，于洪武四年秋到达今斯里兰卡。洪武十年，宗泐又继慧昙遗志，奉命率领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归国，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文殊》等经。
其次是对倭国外交兰溪道观寺庙寺院。当时倭国先后三次遣倭国僧祖来来中国致书通好，洪武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禅僧祖阐、天台讲僧克勤等送祖来还国。倭国想以主持天龙寺利诱祖阐，克勤未允，只为倭国僧俗演说佛法而已。洪武七年五月，祖阐、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们不辱使命，给以嘉奖，并令克勤蓄发拜官。明代中国和尼泊尔的外交往来，也以僧人为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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