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急救转运的黑、灰、白

一起意外事件，将“黑救护车”再度拉回公众视野。

今年10月28日，黑龙江的张女士想将患病的母亲从医院接回家度过最后的时光，通过五常市人民医院120急救中心接线员“推荐”，搭上了一辆“黑救护车”，结果途中遭遇坐地起价。事后，司机何某祥、随车护士王某睿、接线员王某等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梳理发现，最早2005年就有媒体对黑救护车进行过，然而此后乱象愈甚，这些黑救护车长期盘踞在医院附近，不仅坐地起价、与正规急救车争抢病人，同行之间也大打出手，有时甚至延误伤者治疗时间……

事实上，上述乱象大多发生于非急救转运（也称院后转运）领域。不同于院前急救，非急救转运因为紧迫性、专业性相对不高，但市场需求量庞大，被挤压到了“灰色地带”。前述张女士想将母亲接回家度过最后时光，就属于非急救领域范畴。

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曾多次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上述五常市隶属的哈尔滨市就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019年当地警方还曾端掉两个“黑救护车”团伙。

“黑救护车”为何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非急救转运市场的供需失衡：不少患者有非急救转运的需求，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准入，正规救护车难以满足这部分需要，于是“黑救护车”趁虚而入，造成了一些市场乱象。

从网上已有的注册信息看，截至2021年底我国开展非急救转运服务的企业超过3000家，“大多是注册资金较少的小微企业，注册资金在200万元人民币以内的小微企业总数占到所有非急救转运企业的近70%，而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数仅占非急救转运企业总数的1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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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救护车”屡禁不绝

“我给你卸这儿……”在要求张女士支付被褥费、消毒费被拒后，司机何某祥撂下狠话，随后打开救护车后门要求张女士等人下车。这一幕发生在10月28日凌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前一天，由于张女士的母亲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按照农村风俗要“落叶归根”，儿女便想着将母亲接回家。

在联系120被告知不出外县后，张女士拨打了五常市人民医院的电话，接线员王某告知不出车，但可以推荐“救护车”。挂断电话后不久，便有人主动联系她们。

张女士母亲所在的医院到老家拉林镇的距离为55公里。“一开始商量好的价格是1600元，车上了高速，就开始推荐呼吸机，被我拒绝后，又让我付车费，包括被褥费、消毒费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居然要收我4600元。”张女士回忆。张女士质疑对方并要求拿出价目表单据，没想到司机一脚急刹将车停在荒郊野外……无奈之下，张女士支付了3140元。

11月1日，五常市警方对该起涉嫌强迫交易案件进行了查处，五常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值机员王某、“救护车”司机何某祥、随车护士王某睿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警方通报，何某祥为黑龙江峻博医疗救援经营者，所驾驶的悬挂临时牌照救护车无合法经营手续。从张女士拍摄的视频及图片来看，该辆救护车车身有急救、120等标志，车内有呼吸机、心电仪、氧气枕等，但没有悬挂牌照。也就是说，这是一辆“黑救护车”。

五常事件之后一月内，仍有不少地方曝出黑救护车的新闻。比如11月15日，辽宁省葫芦岛市昌邑交警大队查获一辆车牌号为辽P8120C号救护车，涉嫌“黑救护”，在吉林市地区非法从事医疗转运活动；11月24日，西安一男子从医院接病危父亲回家，通过小广告联系的“救护车”，不到5公里收费1.77万元。

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下重拳治理过。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净化行业环境。

然而，风声过后，“黑救护车”又卷土重来。2021年5月，黑龙江《生活报》刊发报道《冰城市民反映：山寨急救车满街跑漫天要价 记者暗访：150公里要价900，50公里要价800？》。该文提到，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在哈尔滨运营的山寨急救车至少有上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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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中的“非急救转运”

非急救患者转运是指经医疗机构治疗康复后出院送至非医疗机构，需要特殊车辆进行转运且不需要任何医疗行为的相关业务。

市场需求催生“黑救护”

“根本原因在于非急救转运市场需求巨大，而正规的救护渠道满足不了。”长期专注于急救领域研究的专家、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昆认为，尽快构建覆盖全国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体系是消除“黑救护车”的根本性举措。

何为非急救转运？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在答复网友提问时提到：根据我国《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院前医疗急救是指由急救中心（站）和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的网络医院按照统一指挥调度，在患者送达医疗机构救治前，在医疗机构外开展的以现场抢救、转运途中紧急救治以及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非急救患者转运是指经医疗机构治疗康复后出院送至非医疗机构，需要特殊车辆进行转运且不需要任何医疗行为的相关业务。

“如危重病人的属地转院和跨区域长途转诊，或病情虽已基本痊愈但不便行走或不能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回家的担架病人，或病情虽有缓解但需要转至下级医院继续治疗或疗养康复，或虽放弃治疗但希望能维持生命体征回家的临终病人，以及对行动不便病人的送医上门服务等，都属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范畴。”武秀昆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前述五常事件中张女士母亲需要坐救护车回家就属于此类。

根据2013年国家卫计委颁布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大量患者的普通就诊、转院、出院需求，导致大量黑救护车的滋生和蔓延。”武秀昆称，这些黑救护车，通常盘踞在大型综合医院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和委属委管医院附近。

“黑救护”几乎以假乱真

武秀昆介绍，此前他曾带队到全国七个省份的上百家医疗机构进行暗访，发现无一例外医院附近都有一些伪装成正规救护车的“黑救护”——车身外印有急救、120标识，还装有警报灯；车内则大同小异，有担架床、氧气枕、急救箱、血压器等医疗救护设备，“几乎以假乱真。”

而他们暗访的方式，通常是进入医院病区内搜寻病床旁或卫生间的小卡片，或是向医护人员及保安保洁等人打听。通过大量走访，武秀昆发现，医院的骨科、脑科、妇产科以及急诊科是跟黑救护车关联度比较密切的科室。

记者梳理新闻报道发现，很多“黑救护车”的出现和蔓延，或多或少都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有着一定的联系。2015年，有学者曾对广州市某三甲医院进行过“黑救护车”现象调研。在关于“是否参与过宣传‘黑救护车’的行为？”的调查中，有56%的受访医护人员表示“曾经参与派发卡片”，29.3%表示“没有参与”，14.7%持“不清楚”态度。

广州某三甲医院一脑科医生则称，病人出于转院或转回居住地的需求，会向他们求助，“一般我都是叫病人家属联系外面的救护车，双方谈好价格。毕竟医院的救护车不会让你跑到河南、湖南那么远的地方。”该医生表示，这些救护车都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是不是“黑救护”自己不太清楚。

“近几年来，监管逐渐加强，医生可能极少参与，但医院的工勤人员如保洁、保安却‘乐于’参与其中。”武秀昆告诉记者。

“所以，在非急救转运市场的需求端，医院和120急救中心都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斩断‘黑救护车’伸向病人的黑手。如严禁外来人员张贴小广告、发现后及时清理；对发现有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要严肃处理；多向病人及家属宣传‘黑救护车’的危害性，宣传正规转运机构。”武秀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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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延伸服务的新兴业态

“在供给端要大力发展非急救转运服务。”武秀昆介绍，非急救转运作为一种医疗延伸服务的新兴业态，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期与成形期，“各种大大小小、合规或者不合规的经营者不在少数，但真正合法合规、服务规范、形成规模、具有潜力的机构或屈指可数。”

企业与“黑救护”竞争

感觉捉襟见肘

在武秀昆看来，目前国内发展较好的有两家，分别是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和北京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即北京999急救中心）。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官网资料显示，该系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下属医护机构，2013年开始，前身（民航广州医院医疗快线部）按照广东省卫生厅授权，拓展非急救病人转运、航空医疗转运等医疗服务。

上海聆邻健康科技（以下简称聆邻健康）负责人路卫东对我国非急救转运服务市场做过进一步梳理。聆邻健康2018年开始在上海地区进行非急救转运业务的论证，2020年6月获上海相关部门批准，正式开展非急救转运业务。

路卫东分析，目前我国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运营模式主要分为：第一类，120急救中心分出一部分运力承担非急救业务，如上海市急救中心在2018年4月开通962120康复出院专线，专门用于分流上海区域内非急救转运患者；第二类，由地方卫健委审批，第三方机构参与，如苏州市依托养老院等机构成立非急救转运站、南京长客非急救转运、聆邻健康非急救转运等企业；第三类，则偏向于交通客运，由交通管理部门审批获取网约车或其他相关的客运资质。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原总经理陈志键告诉记者，在还是民航广州医院下属的医疗快线部时，虽不愁业务，但也产生一些弊病，比如人员管理散漫、效益长期亏损等，而在着手市场化改革后，去拓展其他医院的转运业务变得有些艰难。

“‘黑救护’是到各个医院发小卡片的。同时，他们也有‘势力范围’——每家包几家医院，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比如你在中山医院的就不能去省人民医院附近发传单。” 陈志键称，刚开始快线进其他医院转运病人时，还发生与“黑救护车”有勾连的医院保安拦住不让进的情况。

对于聆邻健康这类社会化企业来说，竞争会更加残酷。路卫东告诉记者，“在人员管理、车辆管理以及服务方面，我们都更加规范化，这也意味着成本大大增加。”路卫东称，而对于“黑救护车”来说，只需将普通的车辆进行改装，简单的加一副担架和氧气瓶，再加上一些简易的随车医疗设备。“并且基本都是现金结算，甚至不用交税。”

像“网约车消灭黑车”那样

靠市场化和资本推动解决

陈志键和路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目前我国非急救转运市场的正规力量不足。

“相对合规的非常少，一些国有背景的企业机构在做，规模相对大一点大概有三五十台车。”路卫东告诉记者，剩下绝大部分是一些微小企业，可能一个三五台救护车，虽然它们的营业范围里有非急救转运或医疗转运服务，但是部分服务是要经卫健部门批准才能运营。

记者注意到，2015年暨南大学一篇名为《政府治理黑救护车困境研究》的硕士论文曾总结了执法部门治理“黑救护车”的四大难点：取证困难、规避处罚、聚众抗法、假牌蔓延。其中，取证困难和假牌套牌问题最为严重。

“治理‘黑救护车’是相关部门合力的过程。”武秀昆认为，这项事务涉及卫生、公安、交通、城管、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如何配合协调形成合力，需要明确牵头部门，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尽快提出解决方案。

非急救转运市场为何迟迟没有发展起来？“最终还是要靠市场化和资本去推动解决这些问题。”陈志键说。他以网约车为例，“在网约车出来之前，各地黑车现象十分普遍，后来黑车慢慢绝迹，因为市场解决了供需失衡的问题。”陈志键认为，市场不成熟存在两点原因，一是没有相应的规范标准，导致资本不敢贸然进入；二是医疗转运风险大，不确定性高。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多个省市已陆续出台关于非急救转运服务的政策和要求，其中出台省级层面非急救转运政策的有13个，如上海、广东、江苏、福建、山东等。同时，在地级市层面，江苏已有9个地市（包括县级市）出台实施管理办法或意见，广东则有5个。

“要么全国一盘棋出台统一的规范标准，要么将政策制定权限下放到各省并据此追责。” 武秀昆建议，“应该由卫健部门来牵头，要求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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