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很多个体故事,本质上仍是一种“宏大叙事”: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在北京地铁1号线五棵松站轨道下3.67米的深处,一根内径约4米的巨大输水管道穿行而过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每天清晨出门前,人们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每一滴水中,有70%都来自汉江。这条长江第一大支流跋涉1260公里而来,哺育着北方6000多万人口。
多年后,身居北京的袁凌偶然得知,原来自己又一次喝上了汉江水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在他出生的陕西安康,汉水穿城而过,那曾是他年少时泅渡冒险的处所。他亦记得初见汉水时的震撼,那宽度从未见过,“人不过是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衣物”。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开始通水,到今年是第八年。在水龙头流出的细流之前,有许多故事连同这根输水管道,一并埋在了3.67米的深处。袁凌用了八年时间,记录下了这条河,以及与它有着命运纠缠的一些人的过往,于是有了这本《汉水的身世》。
一段尚在自由流淌的汉江,云山苍茫,江水迅疾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不久将成为平静的库区。(拍摄:袁凌)
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到《寂静的孩子》,在非虚构概念尚未流行时,袁凌就已经开始相关的创作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他关注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曲折故事,只是记录,不做解释,将人还原为“人”。这本《汉水的身世》也许并非是他笔下关注度最高的故事,却是他所奉行的这套准则一以贯之下的坚持。八年间,他陆续走访了汉江沿线的移民、纤夫、船工、渔夫和沿岸老街的居民,在物是人非的叙述中描摹个体的命运如何在时代的洪流间摆荡。
这些年,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也越发热闹,我们不时能看到许多直抵人心的故事,这些曾经是袁凌那一代特稿作者所希望看到的趋势——发现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人”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但在喷涌的流量与关注背后,袁凌也在思考,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就是个体叙事吗?非虚构写作何时才能走出靠“题材”出圈的僵局?当个体的遭遇裹挟着时代的焦虑,我们还能够接受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吗,无关社会学式的解剖与分析,只是将视线拉回个体的感受与诉说。
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采访了袁凌,从汉水八年走访的见闻聊起,延伸至他对当下非虚构写作的观察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在不确定性笼罩的今天,袁凌多次提到,“我也都接受了”,但在接受之外,他其实依然保留了一些最初的坚持,而这也许是他在面对不确定时依稀握着的那份确定感的来源之一。
采写 | 申璐
采访快结束时,我正在收拾东西,抬头发现袁凌的眼神一直停留在桌上的那本样书上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也许是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小声问:“我能看一眼这本书吗?”我惊讶,连忙说当然可以,心想这原本也是“你的书”。他拿过书开始一页一页翻,苦笑着说,“自打写完,我都还没看到过纸质版”,一边调侃,没想到现在连样书的纸质都这么好。算算日子,本来今天就应该能拿到书了,“可能是物流耽搁了吧”,他安慰自己。
袁凌感慨,这两年自己的运气一直不好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去年一年几乎没出来什么东西,今年《记忆之城》出版时,正好赶上了上海疫情严重的那几个月,订单都发不了货。那本他经营了快20年的小说,到现在为止,豆瓣上只有40多个评分。人家觉得他是个写非虚构的,也拿不准他的虚构有多少分量,只能尽量把书往大家熟悉的“人”上靠,说这是本“自传体小说”。说到这,袁凌有些情绪激动,“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和以往更多在非虚构平台上发作品不同,这两年他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你很少会在非虚构的平台上看到他的名字了,但如果有翻文学杂志的习惯,也许你们会在某一篇的署名角落偶遇。
《汉水的身世》,袁凌 著,中信·大方出版社,2022年10月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这本“汉水的身世”是他时隔三年再度带着非虚构作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希望它的身世能好一些吧。”说话间,袁凌叹了口气。
翻到书中的图片,袁凌忍不住指着说,你看这张,他其实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天蹲在悬崖边上的那一幕,当时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突然安静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还有这张,黑白照片看不出来这个水的颜色,我给你看我手机里的原图,水质真的很糟糕,你都无法想象怎么会是那种颜色。还有这里,当时我在路边闲逛,路过一个地摊,随手翻开了那本书,看到水泡过后在书页上留下的那道水渍时,一下子就觉得像是回到当年那个时刻。你看,这个就是“水娃子”,这就是我们说起的那个太公,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袁凌不时询问:“开头那几个问题我都表达清楚了吗?刚开始时还有些拘谨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有没有我没说明白的?”
我回答说,清楚了,都很清楚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等;出版作品《汉水的身世》《记忆之城》《生死课》《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等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用八年时间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写一条河的过往
新京报:不同于你此前的作品,《汉水的身世》不再是由一个个单篇构成的故事集,其中出现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汉江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最初是什么让你萌生了想要写一条河的想法? 从2014年算起,到今年成书,前后经历了大概8年时间,为什么会持续了这么久?
袁凌: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我本身就是在汉水流域长大,其实一直都想为她写点什么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之前我有一篇长散文《洪水》,写的就是汉江,但当时只是一个小的随笔。后来,汉江又承担了南水北调的任务,这使她与中国和我个人的关系都更加重要起来,譬如说我虽然现在远离家乡身居北京,却和北方的6000万人一样在饮用汉江调来的水。大约在2014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南水北调中线输水工程马上要通水,汉水将要被输往北方,我赶在通水前去做了个采访。那篇长报道叫作《汉水的祈祷》,两万多字。
这两年我又远在北京喝到了母亲河汉江的水,这更让我觉得需要为它写这么一本书,回馈她的恩情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这么一条伟大深远的河流,涉及这么多方面的内容,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采访、理解和体会它,没有办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去了解一条河,即使是自己的母亲河。另外那几年,我的一部分精力在做《寂静的孩子》,穿插性地做汉水沿线的采访。由于没有长线的完整时间,采访是分主题和地域性的,比如这次去主要就围绕“移民”,下一段再去采环保有关的人,下一次再调查鱼类,当然也会有交叉;这一次去汉江下游,下一次去上游。
2020年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时候,湖北一带完全过不去,稍微放松后我又去采访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今年的2月,回访几个移民村,才最终完成。即便如此,八年时间,可能也还不够。
白河县卡子镇,被关闭的硫磺矿废水污染的河道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拍摄:袁凌)
新京报:这部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以写人的视角洞察了一条河的过往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千百年来,汉水以弱者的姿态维系了自身清白的质地,但其中的吊诡也在于,正是因为它的“清白”,而成了南水北调最优质的水源地。这其中透着对老庄哲学“无用之用”的省思,无用之用为大用吗?似乎也不尽然。且你在书中提到,如果说黄河流域传承的是儒家文明,那汉水沿岸就是道家的世界。从汉水的身世中,你怎么看其中的道家内涵?
袁凌:道家思想非常复杂,在汉代它曾经一度具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汉水其实地位也很高,与黄河并称,也处于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带,承担着长安、洛阳两京的漕运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而在以后的历史中,随着王朝东移,汉水逐渐边缘化,当它没有途径用世时,就会表现出归隐自守的一面,不像黄河那样屡次泛滥,不甘寂寞,也不像长江的地位逐次上升,由边缘而中心。
从这个角度而言,汉水确实相比于黄河、长江,有一种道家的气质在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且这一带的确道教兴盛,既是五斗米教兴起所在,也流经道教圣地武当山,我也在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带,这可能与它离中原的核心区比较远有关吧。
与其说汉水有一种“无用之用”的退隐感,倒不如说它其实是一种“无道则隐,有道则现”的士人风骨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你看孟浩然,他在古代又被称为“癯者”,“癯”本身有退隐的意思。但这种退隐,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关怀,只不过因为屡试不被重用而已。如果说真有一个人能代表汉江的意蕴,那我想这个人就是孟浩然吧,他既想做一番事业,但实在不能实现时,也不会留恋,接受躬耕,保有一份清白。他和李白、杜甫都不是完全一样。
汉江上的采沙船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拍摄:袁凌)
新京报:我粗略数了下,书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多达70余人,称得上是一幅群像西安道教道家佛教。相比于你此前所熟悉的单个人的短篇讲述,群像故事的呈现上会有哪些不同的考量?
袁凌:我以前写故事集比较多,一直也想寻求一个突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契机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另外,汉水也确实不能那么写,它是一个整体的命运。不仅其中涉及很多人的故事,还有一些甚至是“非人”的,比如环保问题,“争水”问题,都没办法用短篇的形式去呈现,我确实困惑了很久要怎么去写。
具体写作时,我发现很难按顺序去写,就尝试先从故事性最强,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部分先写,也就是“黄金水道的反光”西安道教道家佛教。那部分写完后我才有了些信心,然后再掉过头来写移民,这部分的材料很扎实,而这两部分也是整本书的主体,实际上到最后才写了现在成书中的首尾这两部分。
新京报:在整个走访写作过程中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有让你觉得遗憾的地方吗?
袁凌:有一次,我去一个渔民小区采访,当时正听一个渔民讲他的经历,没想到一下子拥过来十几个人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当时压力非常大,我也没有什么“身份”,很担心会有人冲出来把我的笔和本收走。人群一下子很嘈杂,你判断不了大家各自是什么“目的”,有人在讲自己的遭遇,还有一些人则在大声问“这个人是谁”,我当时极度紧张就走了。其实人群中有一个姑娘打小生活在船上,她起初讲了些自己的故事,很动人,但确实很遗憾(我)没听下去。后来我虽然几经辗转也联系到了她的父亲,但肯定没有当时她的讲述那么生动。类似的遗憾想想也还有不少。
黄金峡江边小路上,最后一位在世的“太公”楚建忠踽踽远去的背影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拍摄:袁凌)
新京报:书中出现了许多的“最后一位”,从最后一位在世太公楚建忠,到最后一位渔人老杨,再到汉水的最后一条大鱼,连同最后一次鱼的记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这些读来都有种沉重感,你似乎放下了此前写作习惯中的克制,在这本书中不再吝啬流露自己的情感?
袁凌:确实,不过这里有一部分是题材的原因,像以前那些短篇,每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有他(她)人生的轨迹,你加上自己的视角是不太合适的,我能做的只是记录,帮他们把那段经历讲出来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但对于整体的写作,有些东西无法不言自明,需要一些你的判断和视角,把一些东西传达出来,它甚至可能并不拥有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个场景。
另外,写“河”本身就容易想要动起来,你会希望它有那种奔腾澎湃的气势,你不自觉就会想要写出它的那种生命力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而且坦白讲,写的时候常常会很憋屈,就不自觉地会转换成笔尖的感情吧。你眼睁睁看到一条大江被分割成蜈蚣一样,它原本可是一条流动的江哎!它现在就像蜈蚣一样分出了无数条线路,它不再是一条河往下流了,是四边形,甚至说在和长江的关系上,已经失去了河流的伦理。
新京报:所以最开始的那篇文章,(它)被叫作“祈祷”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袁凌:过往的已经无法改变,但至少留下一个姿势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晚钟》,米勒绘,56cm x 66cm,布面油画,1857-1859年,现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哪怕安顿和归乡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其实也是种资源
新京报:这本书也是你自《寂静的孩子》出版,三年后再度带着非虚构作品回归公众的视野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们也借此机会,聊聊你的近况吧。这三年间,除了准备新书,你还在做什么?
袁凌: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准备手头的这几本书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但同时,我也面临着很多不得不做的选择。一直到去年5月份之前,我其实都在西安。那时主要是想完成《寂静的孩子》收尾,同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汉水的身世》上,另外,我也一直在修改年初的那本小说《记忆之城》,实际上那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快20年。我一直想两条腿走路,光写虚构,容易走向套路;而只写非虚构,又可能会慢慢忘记文学的本质,变成一种社会学式的写作。虽然这样的确比较麻烦,但我还是愿意这么去做。
又回到北京之后,你也不能光坐着写,也需要做些采访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其实还在酝酿一个关于抑郁症的题材,下了很多的功夫,采了五六十个抑郁症患者和医生,但是一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现在很多非虚构也开始有那种系列访谈式的写作,但我觉得那种呈现多少还是有些单薄……总体上,这几年我的生活轨迹大体就是采访和写作交叉,同时也写写小说吧。
新京报:你在很多次采访中都谈过对非虚构的看法,但很少听你说起,你读虚构作品的感受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袁凌:中国的有些小说已经有点“自成一派”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搞得很华美,但故事情节是不是成立的都很难说,一味地“无巧不成书”,“笼子金碧辉煌,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鸟”。环境和现实感,人文关怀,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些文学传统中的东西在今天似乎已经被很多人丢弃了,很多人看小说都已经不会看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尝试跨文体写作,就是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获得一些非虚构的质感,它的现场和细节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可靠的、地道的叙述,它当然可以有虚构的东西,但是至少细节上是有表现力的。
《记忆之城》,袁凌 著,花城出版社,2022年3月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新京报:其实我有些好奇的是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这个年龄做出回到西安的决定,听起来多少像是打算为后半生寻找一个安顿,为什么后来又选择回到了北京?
袁凌: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想做一些积累,寻求一个妥协和平衡,但是现实没办法啊,它不由你的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老婆辞职后想做媒体,西安那边没有合适的机会,后来又只好回北京。所以说我也慢慢看穿了,我曾经一直是一个很眷恋故土的人,但尤其是这两年,和故土的关联越来越少,我也慢慢习惯了背井离乡,不再寻求安顿,飘到哪里是哪里,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说实在的,虚岁已经50岁了,我也想通了,我不需要占有过多的资源,哪怕是安顿和归乡,它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如果占有不了,也不强求了。
新京报:这种转变是近两年才发生的吗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袁凌:对,归乡一度是我前半生的执念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记得很多年前做一次分享,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总是在写乡土,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感觉没有把那笔账还完。自从《世界》出来后,我觉得我还清了,用了很大的心力写它,但这事说到底,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苦笑),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欠(故土)什么了吧。再就是现实中,我的确也没有能耐把自己安顿下来,慢慢就接受这个事实了。后来,我发现我也越来越偏向于写边缘人。
黄金峡上游,渔民老杨在汉江上划着他的小船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腿脚有残疾的他,只有在船上才觉得自在。
新京报:说起“边缘人”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其实在之前为数不多的一次坦露中,你提到作为采访者,会不断路过任何一种生活,看上去总在延伸着生活的经验,但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却是空心的,“甚至比不上一个从事实际职业的普通人”,这是另一种“边缘”吗?
袁凌:我一度还想过做警察,送快递之类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总是在观察别人的生活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前几年,我甚至还想过参加司法考试,连书都买了,但也没结果。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可能就是这么个“边缘人”,去不停路过很多人的生活,这可能就是写作者的宿命吧。曾经这是个困扰,但这两年,我也接受了。
新京报:我注意到,去年杨潇的《重走》出版,记录了自己曾在41天中寻访西南联大的历程,而今年的这本《汉水的身世》,也可以看作是你沿汉水的溯源西安道教道家佛教。非虚构写作者到了一定的阶段,都需要一段“出走”?
袁凌:写作者初期大多依托于某个平台,以单篇的文章为主,但慢慢地就会不太满足,觉得需要一种“项目式的写作”,也就是长篇非虚构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比如杨潇去写《重走》,通过一段行走,写西南联大这个“项目”。我从《寂静的孩子》开始,也是在做一种项目式的尝试。这对于自觉的写作者而言,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砖块垒得多了,总有一天会想能不能搭个房子。但实际上,完成这个的写作者其实并不多。
《重走》,杨潇著,单读/铸刻文化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坦白说,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一方面,平台能够提供一些保障,这会很大程度上减缓压力,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平台对你是有要求的,需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中间就存在一个矛盾,看你更看重什么。另外,自己采访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是风险,你没有“身份”了,这也是需要克服的很大的心理障碍。再有,写大部头需要多方面的储备,如果一直在平台,可能有一些文字天赋,再加上一些勤奋就够了,但大部头就需要你有些过人之处。
新京报:项目式的写作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也意味着需要去承担一段时间内出不来“作品”的压力吧?
袁凌:其实,哪怕是有“作品”出来,也还是会有压力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从一本书开始走审校流程起,它的出版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可预期的了,再加上这本书与读者见面后的那些不可抗力……我现在完全是靠“书”吃饭,有的时候,那种压力简直让人无法承受。说实在的,谁会不想踏实找个单位呢,我现在每个月得自己在手机上交社保,真挺麻烦又肉疼的。但是没有办法,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写。
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不一定就是个体叙事
新京报:对于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你一直有着较为主动的关怀与思考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袁凌:现在国内的非虚构写作,类型化越来越严重,或是和时代的整体焦虑贴得很近,或是掺杂了悬疑的角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量是类似于心理医生、急诊科大夫或者刑警,很多平台已经不太能接受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在写作上,我一直有个立场,不写样本,不写典型,比如我写汉水,我就是要写它,写它的境遇和生命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中国现在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是在写样本,但这种问题是,你其实关心的并不是他们,只是说把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概念的论据。这些可以叫作非虚构写作,但不是非虚构文学的本质。
新京报:你提到了非虚构文学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在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你就提出“非虚构文学”亟须面世,以区别于范围更广、且偏向于社会意义的“非虚构写作”。相比于后者,前者的边界更加明确,且意义主要收归文学本身,以写人为根本目的,并希冀以此为眼下非虚构“热热闹闹的僵局”破局。
然而,非虚构的文学性其实在今年上半年一度遭受过较大的质疑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今年3月云南空难的报道中,《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曾引发大量讨论,而焦点之一是公众对于作品中偏向文学性的描述部分看法不一。我明白你一直十分警惕与“热点”贴得太近,如今距离那场论争已经过去半年有余,也许是时候站在一段时间之外,重新回看当时的争议。你会怎么看那次讨论?
袁凌:哪怕是今天再去回看,我依然觉得那篇采访在操作上没有不当之处西安道教道家佛教。我看了那篇报道,就是一些遇难者家属的回忆,只要没有编造,这里面没有任何伦理问题。遇难者家属中有些人想要宣泄,他们愿意接受采访;当然也会有人不愿意,拒绝就可以了,不能一概而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新闻报道还面临着内部也在不断消解彼此交往的空间。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走到今天,概念仍然是相当模糊的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什么是非虚构写作?我们其实没有形成一套所谓的理论,在这个模糊的概念下写作,都只能靠题材出圈。所以我觉得,非虚构文学的提法是很迫切的,要承认它是文学,这个不是说文学的技巧,而是首先要承认它是人学,是以人的生命为对象的,不是以社会学理论为对象的。我想先尝试把这个独立性建立起来,不然永远都是题材先行,社会学分析加上文学修辞,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东西。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新京报:你在此前的采访中也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直不喜欢宏大叙事,恰恰是那些被边缘化的能够保留一些个性和真实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近年来,公共空间涌现了很多关于个体的故事,像是前不久的“二舅”(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引发有关“消费苦难”“美化苦难”“升华平凡”的争议)……可围绕个体展开的叙事,就是个体叙事吗?
袁凌:这个不一定西安道教道家佛教。首先,“二舅”的叙事中值得肯定的是,它确实让公众看到了“二舅”这个人的一生,但其中有很多处确实刻意在往公共情绪上靠。实际写作中会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就是一个新闻漩涡中的个体,写作者只是选了这个漩涡中的某一个人来写;还有一种是这个人其实不是漩涡中的人,他有他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但是写作者力图把它往漩涡上靠。
我一直不太喜欢后者那种写法,你写一个人,他身上像是折射出了一个时代,无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什么事,都巴不得结合既有经验的理解框架去给出一个解释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这看上去好像很有社会意义,但我总觉得他人生中的每一程,每一个节点中会遇到的事,都像是排好了,是不是有点太精确了?他没有他的主动性吗?他被塑造成了一个时代的切片和样本,这本质上难道不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的产物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非虚构池子里,会大量是题材式的写作,它追求另外一种宏大,能带来流量。
新京报:之前提到西安道教道家佛教,你觉得这两年自己越来越倾向于写边缘群体了,边缘群体难道不也是一种题材吗?
袁凌:边缘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实,你也可以说它算是一种题材,但我不是把它当作题材来写,试图在一个人身上归纳出来这个群体的特征,我不是这么写西安道教道家佛教。而且,它现在已经不是最热的时候了,比如当年“北漂”这些提法最热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去写的,一写就会不自觉被卷入,当事人是在很极端的一种心理状态下,写作者也是如此,它都是速成下的一种宣泄,强化了一些的同时,也弱化了一些。现在“北漂”已经成了一种称呼,人们很自然就接受了,这时你再去写其中的个体的故事,才能还原为他(她)的故事。
电影《钢的琴》剧照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西安道教道家佛教,在你看来,非虚构写作,或者广义而言的深度报道,如果未来要在国内往更深处走,最需要的是什么?
袁凌:如果先抛开压力不谈,那就是,独立意识西安道教道家佛教。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西安道教道家佛教。采写:申璐;编辑:青青子;校对:卢茜。封面题图素材出自电影《三峡好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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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咒类型如下:
01.财运符-增财运补财库开运 02.太岁符-化解不利顺利度过 03. 回心符-挽回感情增缘复合 04. 护身符-辟邪镇宅转运护身 05. 学业符 -魁星点斗文昌帝君 06. 开运符-开运转运驱除霉运 07. 桃花符-桃花早到月老姻缘 08. 偏财符-五鬼运财偏财运势 09 .小人符-化解小人是非口舌 10 .事业符-事业有成无往不利 11. 去疾符-药王化疾祛病消愈 12. 健康符-身心健康得偿所愿 13. 平安符-诸事顺利健康平安 14 .和合符-夫妻情感姻缘和合 15.定制符-心有所想 专属定制
01.化解太岁法事——解太岁、谢太岁 02.升官晋职法事 ——官运亨通提升政绩 03.文昌考试法事—— 开窍聪慧考试顺利 04.偿还阴债法事—— 生债阴宅逢凶化吉 05.开财门补财库—— 增加财运助旺事业 06.助种生基法事—— 病魔缠身增寿增运 07.催子受孕法事—— 生子布阵子女满堂 08.开运转运法事—— 改运天命一帆风顺 09.催财发财法事—— 偏财运势正财持久 10.化解童子法事—— 姻缘顺利仙灵护佑 11.化解小人法事—— 化解小人防人陷害 12.小儿平安法事—— 驱邪回魂活泼健康 13.超度亡灵法事—— 祭奠亲人早登极乐 14.超度宠物法事—— 人类朋友转生脱苦 15.超度婴灵法事—— 打胎坠胎消灾除难 16.祈福许愿法事—— 许愿还愿祈求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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