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前夕的靖康内斗:亳州道观寺庙寺院

内容提要：靖康内讧是宋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继续和发展，其要害在于皇帝与太上皇帝是否应当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皇权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徽宗企图另立朝廷，钦宗因而软禁徽宗，以致徽、钦父子双双沦为金军俘虏，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03期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原标题：“靖康内讧解析”；注释略

靖康年间，大难临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居然内斗不已亳州道观寺庙寺院。这并非海外奇闻，当时人早已认定：“靖康岌岌，外猘内讧”；“靖康之世，大病有一”，即徽、钦“两宫之间不能无间言也”。宋高宗明知乃父、乃兄“父子之间，几于疑贰”，出于维护其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他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并解释说：“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所谓“仁孝”，实属哄骗臣民的虚言假语。

一　兄弟阋墙

靖康内讧无非是徽宗后期皇位继承权之争的延续和发展而已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早在政和、宣和年间，徽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厚此薄彼，赵桓、赵楷兄弟阋墙，权要卷入其中。

（一）徽宗偏爱赵楷

预立储君的制度确立于西汉时期，其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亳州道观寺庙寺院。然而，这条原则弹性极大，此后舍嫡立庶的事情屡见不鲜，废立太子的现象不时出现。政和、宣和年间的问题在于：徽宗个人的特殊感情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冲突。赵桓即后来的钦宗虽然是徽宗的嫡长子，但徽宗的爱子恰恰不是赵恒，而是三子赵楷。

在徽宗的皇子中，仅有赵桓一人系嫡出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其生母王氏是徽宗的第一位皇后。对于赵桓，徽宗起初相当喜爱。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宠，并于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含恨而死。赵桓长大成人，每忆及此，心中隐隐作痛。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徽宗按照常规，将赵桓立为皇太子。此后，徽宗究竟有无废立储君之意，当时人的答案截然相反。一说：徽宗“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其根据在于：两年后，徽宗立郑氏为皇后，是由于“郑无子”；不立其他嫔妃为皇后，是因为她们“皆有子，立之，恐东宫不安”。照此说来，徽宗似乎竭力维护赵桓的太子地位。然而郑氏于大观四年十月正位中宫，赵桓立为太子是四年后的事。此说不可信，显而易见。另一说：“道君（即徽宗）尝喜嘉王（即赵楷），王黼辈尝摇东宫”，则颇有依据。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一月，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闰九月改封郓王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最受徽宗钟爱，据说是由于其“母王妃方有宠”，其实似是而非。赵楷的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宫女。徽宗即位后，向太后“以二人赐之”。起初，“郑、王二妃方亢宠”，但郑氏“有异宠”。从进美人到封淑妃、迁贵妃，王氏均晚于郑氏。郑氏此后被立为皇后，而王氏则以贵妃终其身。何况大观末年、政和初年徽宗宠爱的嫔妃既非王贵妃，亦非郑皇后，而是郑皇后的养女、死后被追封为皇后、谥号为明达的刘贵妃。政和三年七月刘贵妃死后，徽宗最宠爱的嫔妃则是刘贵妃的养女、生前被目为九华玉真安妃、死后被追封为明节皇后的又一刘贵妃。事情很清楚，赵楷10岁以前，其生母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宠妃。

然而，赵楷本人确属徽宗最钟爱的儿子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皇相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较为出众。词臣在亲王进拜制书中，秉承徽宗旨意，一再夸奖赵楷“学造渊深”。这类官样文章虽然不足为凭，但南宋人邓椿同样称赞他“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土推服，性极嗜画”，“时作小笔花鸟便画，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所谓“父尧子舜”虽属吹捧之词，但其父子“趣尚一同”则近于事实。赵楷还是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所著录的独一无二的宋朝亲王。赵楷的才华不及其父皇，其花鸟画的缺陷在于“用墨粗，欠生动”，但他在其兄弟当中，实属鹤立鸡群。徽宗于政和八年三月，诏“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试”，让他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显示才华。考官极尽奉迎之能事，果不出徽宗所料，赵楷唱名第一。赵楷中省元与宦官梁师成中进士一样，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当时人指出：“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徽宗一面降诏以示谦让：“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一面指使词臣，趁机大肆吹捧赵楷，“条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实有为赵楷取代太子赵桓制造舆论之嫌。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表现在各个方面亳州道观寺庙寺院。赐宴大臣总是让他出席，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王黼等大臣，皇子之中仅有赵楷一人在座。幸临蔡京第宅，仍由赵楷作陪，而“太子却不在”，以致人们不免揣测徽宗“已有废立之意”。政和六年二月，赵楷官拜太傅，实属破例。后来陆游指出：“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赵楷虽然按照惯例，已于政和八年（1118年）闰九月，18岁时，迁就外第，但徽宗特许其“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徽宗还不时亲临其府第，康王赵构便曾跟随其父皇，“习射于郓王府”。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王黼等大臣上表，为徽宗上尊号，“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在皇子当中，领头的居然不是太子赵桓，而是郓王赵楷。足见，徽宗、赵楷父子关系之亲密超乎寻常。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还表现在破例让他担任实职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按照宋朝典制，“宗室不领职事”。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诏以王子嘉王楷为夏祭都大提举行宫使”，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仪性临时差使。赵楷长期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地位尽管崇高，无非是宫观官而已。可是，提举皇城司则是相当重要的实职差遣。赵楷何时出任提举皇城司？《东都事略·徽宗子郓王楷世家》称，始于政和八年三月中第之后，显然有误。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徽宗降诏：“（喜）[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从这时开始，终徽宗一朝，他均提举此司，达10年之久。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拱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率领数千名被称为亲从官、亲事官、内等子等不同名目的禁卫与侦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特种部队不受殿前司节制。宋人认为：“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赵楷提举皇成司前夕，皇城司亲从官的编制由四指挥增加到五指挥，员额由2270名增加到2970名，即有为赵楷出任此职铺路之嫌。赵楷上任后，皇城司的权势明显增大。此司从此不隶台察，即是一例。台察是御史台六察司的省称，始置于元丰二年（1079年）。此前，皇城司同绝大多数在京机构一样，接受台察的监督。当时人指出：“崇宁以后，因人废法。故皇城司以郓王提举，……申请不隶台察”，以致成为成例，南宋初年仍然“因之”。赵楷出任此职不久，徽宗便在政和七年元月“降诏奖谕”。次年八月，徽宗大享明堂，赵楷“以提举皇城司职事当宿卫”。宣和元年十二月，徽宗降旨为赵楷加官晋爵，再次褒奖其拱卫皇城、保卫父皇的功绩，“自董宫城之政，益崇宸极之尊，虑每及于未然，事必形于有备”。可见，赵楷所任并非虚衔，而是实职。宋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而徽宗拟命令赵楷统率大军，北伐燕云，建功立业。《宋史·郓王楷传》载：“北伐之役，且将以为元帅，会白沟失利而止。”徽宗对此子格外关爱，有目共睹。

（二）权要动摇东宫

徽宗如此赏识赵楷，臣民势必揣测皇上有废立太子之意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灵素的所谓“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林灵素虽然只是个方技之士，但一度深受徽宗敬重。他竟敢诬蔑“京师大水临城”，“水自太子而得”，甚而至于‘冲太子节，不避”。翰林学士赵野更是公然吹捧赵楷，“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权要也几乎无不偏向赵楷。在徽宗宠信的“六贼”当中，王黼因赵桓“恶其所为”，他见“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适之意”；杨戬“谋撼东宫”；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他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邸“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并取名为“蕃衍宅”，人们由此“知其旨意之属郓王而已”。后来钦宗历数童贯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朕在东宫，屡为动摇”。问题在于梁师成与蔡京是否偏向赵楷？

《宋史·梁师成传》载：“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师成能力保护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钦宗立，嬖臣多从上皇东下，师成以旧恩留京师。”所谓“能力保护”云云，出自梁师成本人编造。相反，梁师成实有支持赵楷之举。陈东揭露道：“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著、布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梁师成唱为谶语，以撼国本。群贼和之，更加夸尚，以动天下之心。”只是由于梁师成“阴险祸贼，最为可畏”。钦宗刚即位，梁一反常态，“欲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竟大言不惭地说：“定策之功，我实有之”。《清波杂志》卷六所载与陈东所说相符：“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所谓“韵”，取其与郓同音。

至于蔡京与王黼等人的态度相反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子蔡絛说：“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即蔡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朱熹或许受此说影响，并从蔡京后来未被钦宗明令处死一事加以推测，“蔡京不见杀，渊圣（即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所谓“保持甚至”并无实证，蔡京与赵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发生冲突倒是事实。当时事态尚不明朗，蔡京拟讨好赵桓，“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器，罗列宫庭”。赵桓大怒，“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器，荡吾志邪”，并“命左右击碎之”。蔡京毕竟老奸臣猾，他“含怒未发”，而将怨气洒向太子詹事陈邦光，“因是遂斥邦光”。赵桓当时无可奈何，但对蔡京怀恨在心。难怪“钦宗即位，边遽日急，（蔡）京尽室南下，为自全计”。他即刻逃跑，与其说是躲避战乱，不如说是逃避与他早有宿怨的新皇帝。陈东指出：“蔡京自谓有建立储贰之功，此语尤为悖逆”；“蔡京、王黼、童贯，盖尝阴怀异意，摇憾国本”。

王黼的政治手腕不能同蔡京相比，他锋芒毕露，企图推倒太子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政和八年正月，刚出生仅3个月的嫡长皇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并未违背宋朝的制度，“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可是，王黼在宣和元年正月刚拜相，立即依据有嫡子无嫡孙的古礼，向徽宗进谏，“以皇子之礼封东宫子，则是便以东宫为人主矣”，徽宗因此“不悦”。王黼“召宫臣耿南仲至第，令代东宫奏，辞谌宫。盖（王）黼欲以是撼东宫”。赵谌于次年六月，降封高州防御使。王黼处处同赵桓作对。赵桓对太子舍人程振很赏识，“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王黼却说程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不久又“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王黼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赵桓，他“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郓邸和焉。尝密语上曰：‘臣屡令术者推东宫，命不久矣’”。他不惜诅咒赵桓短命，其潜台词分明是请求徽宗另立赵楷为皇太子。可见，朱熹所说：“道君尝喜嘉王，王黼辈欲摇东宫”，实属言而有据。

（三）赵桓谨小慎微

如果说徽宗、赵楷父子“趣尚一同”，那么徽宗、赵桓父子的性情与爱好则大异其趣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徽宗风流倜傥，赵桓举止拘谨；徽宗多才多艺，赵楷“声技音乐一无所好”；徽宗以“好色”闻名，赵桓“不迩声色”。徽宗不爱赵桓，赵桓对徽宗的所作所为也看法颇多。徽宗宠信宦官与佞幸，赵桓“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徽宗崇道抑佛，赵桓很不赞同，“上殿争之”。徽宗穷奢极欲，赵桓在东宫则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他下令击碎琉璃器，固然直接针对蔡京，其矛头分明间接指向父皇。徽宗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身为太子，父皇“有事明堂”，居然“不预”。太子舍人程振提桓赵桓，“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赵桓才恍然大悟，“初无人及此”。徽宗大兴土木，赵桓不以为然，“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之功”。据说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谗说，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渊圣（即赵桓）之言亦废”。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位，并采取极端措施，将太子家令处死，足见其父子之间隔阂之深。

赵桓作为储君，面对父皇，只能忍气吞声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如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大水，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宗广开言路，“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其说”。徽宗不仅拒谏，并且下诏：“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李纲远贬沙县（今属福建），监税务。赵桓对此颇为不满，并私下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后，才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

赵桓并非完全无人支持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任太子宫僚达14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赵桓“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计，每因王黼谗谮，颇为解纷”。尚书右丞李邦彦“与王黼不协”，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彦斗倒王黼，升任少宰即次相，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赵桓后来即位，李邦彦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绝非偶然。

然而在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所谓“他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他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遇事优柔寡断，与此不无关系。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大兵压境，年仅44岁的徽宗被迫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的赵桓终于继位，史称钦宗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急中生智，决定南逃淮、浙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太常少卿李纲认为：“臣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与好友、权直学士院吴敏商议，次日由吴敏出面，直言极谏。李纲同时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当月二十三日，徽宗下诏罪己，宣布内禅。

此事另有一说：徽宗早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蔡京的长子蔡攸得知此情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李纲、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这类记载，追根溯源，出自李纲、吴敏的政敌之口，不可信以为真。陈东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徽宗如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说流传极广，徽宗事后一再辩解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注：宋焕，一作宋暎，又作宋㬇。）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吾有此意者数年矣”。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徽宗内禅，“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吴）敏未尝建言”。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无金军南下，“方富于春秋”的徽宗岂能退位？罪己、内禅、南逃，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预计十日之内，金军兵临开封。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并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难即将临头，他才可能表示“今日不吝改过”，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更易储君，何况赵楷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老谋深算的蔡京已致仕亳州道观寺庙寺院。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内禅过程并不平静，殿外、殿内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并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陈东在上书中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梁师成功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并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徽宗亲口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人们忧心忡忡，直至“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踞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有所闻。钦宗后来惩办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并亲降御笔。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二十八日，将赵楷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其地位表面上略有上升，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变为“性懦体弱”之人。其二，以王宗濋管干殿前司公事。此人“素骄贵，不能任事”，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濋“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饰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以上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亳州道观寺庙寺院。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钦宗即位并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二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并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徽宗退位时，郑重宣布：“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这一承诺能否变为事实？徽宗从此真能不问朝政，甘于寂寞？钦宗不免心存疑虑。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此后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淮、浙，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靖康元年五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当晚夜漏二鼓，徽宗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为名，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随行人员除太皇后郑氏、皇子、帝姬（即公主）而外，还有领枢密院事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中的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并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并且早有预谋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此前，蔡京的儿子蔡翛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得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其心境颇为悲凉。在途中，他写下《临江仙》一词，云：“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3000名赶到（注：《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称：“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胜捷军，“追从龙德之驾”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童贯敢于藐视钦宗，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閤门以上皆不纳”，他亦“不俟命，载其孥以东”。由于王黼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藉没其家，一面暗中派遣武士，追斩王黼。高俅东南之行，未必报告朝廷。不经朝廷批推，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亳州道观寺庙寺院。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南逃途中，80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于是，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不仅“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富的地区，而且“（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朱勔更是其家乡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并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杭州既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又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并动用公款，“出纳”。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臣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童贯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又于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据统计，短短几个月内，封官4700多名。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后来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曾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童贯因而有“著脚赦书”之称。这些虽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确乎多少收买到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三道“圣旨”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并截留具奏”。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3000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这三道“圣旨”事关重大，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奭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即刻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并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徽宗“将复辟于镇江”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钦宗声称：“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其弦外之音尽人皆知。

钦宗虽然生性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对其父亲寸步不让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刚得到泗州上奏，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即徽宗“除教门事外，馀并不管”，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在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亳州道观寺庙寺院。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东南之人欲食其肉”。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需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

徽宗的宠臣素来相互倾轧，南逃后恶习不改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欲带兵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高俅只得留守泗州，不久返回开封，与徽宗断绝联系。金军撤离开封后，从东南回开封的官员为数甚多。以西北人为主的胜捷兵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徽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官员大多看风使舵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并行，地方官员观望风旨。徽宗竭力拉拢收买之能事，如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退位，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的所谓“圣旨”往往遭到抵制，他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知州林篪仅“输二十之一”，并“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赓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并无大错。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前往东南，要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钦宗接受建议，收回成命，并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圣旨下达不久，宋焕遵命还朝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钦宗当初本拟予以惩处，这时发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并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钦宗极盼徽宗还朝，徽宗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疾驰，不三日，至符离”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徽宗已离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船舟之上。徽宗质问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宋焕作了解释，“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要求徽宗将童贯贬至池州，“（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并陪同他走上还朝之路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后，宋焕先回开封。临行，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语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并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先落职，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无疑有功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钦宗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了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太上皇唐玄宗从四川回长安后，被其儿子唐肃宗软禁于太极宫。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并非上策，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因为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但“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郑氏对朝廷的安排表示赞同。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少宰吴敏的建议，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虽声名狼藉但先期回朝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有的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三月二十日，李纲一行到达应天府，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并秉承钦宗旨意，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李刚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李纲一一解释，并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得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是尚书左丞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表示赞同，并且再让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对于李纲此行，钦宗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徽宗即将还朝，开封流言颇多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鉴于“前去京阙不远”，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并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如何迎接徽宗，大臣发生分歧亳州道观寺庙寺院。耿南仲首先提出建议，“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他当面指责耿南仲：“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二人在钦宗近前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并不反对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钦宗顺水推舟，同意徐处仁的主张。

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并安然入居龙德宫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两宫甚欢，无一间言”。这只是人们的愿望。徽、钦父子岂能相安无事？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亳州道观寺庙寺院。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则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如何防范徽宗干政，才是钦宗所思所想。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在徽宗入居龙德宫后立即变为事实亳州道观寺庙寺院。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难怪后来高宗指责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于是，王仍等“三人遂黜”。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问，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此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劝告徽宗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身为太上皇帝，处境竟然如此，心中愤愤不平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太宰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其一，“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朝廷的往事；其二，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其三“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绝不会让徽宗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亳州道观寺庙寺院。这天是徽宗的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大臣“蹑足”，分明含有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之意。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

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金军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一月后，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要求以徽宗为人质，对金军几乎唯命是从的钦宗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并且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亳州道观寺庙寺院。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钦宗置若罔闻，并在徽宗返回开封不久，举行册立太子典礼。当时开封广为流传的民谣《十不管》，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干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10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之类。

再次前往金营前夕，钦宗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亳州道观寺庙寺院。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面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后，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不过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亳州道观寺庙寺院。父子相见于金营，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此后，南宋人吕中指出：钦宗如“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大难临头，钦宗本人仍不肯撤离开封，更不允许其父离开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否则北宋王朝或许尚有延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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