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关于义和团: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历史三调：关于义和团

　　一、历史与事实

　　 美国的柯文说：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

　　比他更激进的说法是：历史与真实之间毫无延续性可言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戴维卡尔或者别的观点类似的人则这么认为。

　　 不管哪一种说法，承认历史与真实之间有无延续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共通的：历史永远不可能是真实，它离真实很远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柯文说：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

　　 所以，我的义和团和你的义和团之间也许并没有关联，我们只是用各自的理解解读了这段历史，并以此而创造各自的神话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二、教会做了什么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历史不容许假设，公元1899年12月31日被义和团杀死的第一个洋人传教士卜克斯使我们关注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关注当时的民教关系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正是从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始，义和团最终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帝爱国”这样的四个字也许会让有些人不舒服，其实这四个字很客观。

　　 中国“中世纪……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分水岭”（邓斯特海默）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洋国的这种关系是一件饶有意义的事，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北安道观寺庙寺院。而面对这种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各样的态势也很好的折射了人间百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网友很得意的问我：知道为什么八国联军会来中国吗？然后告诉我答案说：因为八国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却得不到“执行”，一些土包子还敢起来反抗，搞得大家侵略都不安全，“甚至连大使馆也被攻击”，“这样的出尔反尔是不是不应该”？最后这位网友告诉我说：“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谴责轰炸中国大使馆，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时谴责‘义和团’围攻使馆”。我当时硬是被这样正气凛然的逻辑给震住了，并因此半个月说不出来话来，呜呼哀哉！

　　 有时候只看结果容易忽略很多实际性的问题，同样是杀人，也有自卫与故意之分，而故意杀人之间，也有千折百曲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但我们总是接受我们愿意接受的结果并以此而下结论，忽略的过程是故意的。至少我常常是故意的。我对所谓中庸、公平、仁道、冷静等等一切类似的词语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心理，一个人倘不是冷血，是做不到如此的。自然，倘真有人不偏不倚，倒是值得尊敬，且已逼近非人的境界，简直要崇拜。

　　 西方在中国的历史如同他们在世界上非西方很多地方的历史一样，从来就不是干净的北安道观寺庙寺院。历史的罪恶被后来的文明慢慢的洗刷，借助时间，西方完成了从强盗到绅士的转变。人们开始转而质疑历史，并且翻案。传教士和西方的舰队一起进入中国的时候，清朝已至末年，政府力不所及的地方形成各样的权力真空。周锡瑞在《起源》中研究说，这种权力真空状态给了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教派迅速发展的机会。山东西南的和苏北安冶泰领导下的教民数理不断增加，而这种增加是依靠欺骗和吸收分子来实现的。自1860年传教士依靠大炮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一直比较普遍。出于对某些人的思维习惯的尊重，在这里不打算引用国内的老人们的回忆录，前面的叙述和判断根据美国柯文先生的《中国与基督》一书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与教会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基督教义，对于宗教中国的农民其实没有多大的分辨和认识能力，谁能许给他希望和好处他便会信谁，不管这个是上帝还是玉帝，对他们来讲，只是上香嗑头的对象不同而已。

　　 用文化冲突来解释双方恩怨的起始至少是不严谨的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所有的必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一种偶然，整体的宿命和个体的不确定性使历史和未来都让人望而生畏。而双方日趋激烈的关系却的确与文化有关，宗教的不自由原因在于取得强势的集团总是妄图消灭所有的异己。基督教的地狱里有多少异教徒的血泪谁也说不清楚。翻手为云覆手雨，上帝掌握你的命运。弱势团体的反抗最终被证明是邪恶的、丑陋的，不能容忍，需下地狱。

　　三、愚昧谁之过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即使怀着最大的善意来描述义和团运动，我仍然得承认，愚昧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标鉴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义和团绝大多数徒众都是贫苦农民。这让我在解读那段历史时，常常有一种锥心的痛。我的童年和少年一直是在农村里渡过的，对于我的长辈、邻居和村民，我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没有人比他们更让我亲近，更让我热爱。而这热爱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使是现在，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仍是村民们热衷的话题，2000年我从北京回到家乡，惊奇的发现许多早已荒废多年寺庙道观都已恢复了原貌，而村民们兴奋地告诉我：幸亏乡里支持，大家以后用不着到南岳去还香许愿了！我直觉的以为这是一个阴谋，政府解决危机的手段再次让我大开眼界。

　　 这发现让我黯然泪下：我善良的父老乡亲啊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让人们再次认识到愚昧的破坏力北安道观寺庙寺院。然而谁之过？

　　 血缘让我无法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手无寸纸的农民，并且我坚定地认为，指向他们批判别是不公平的，是可耻的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义和团运动发生以来，超过五千首诗歌文章中，90%的作者把自己的尖锐针对着农民。这样的讽刺挖苦让我愤怒，掌握着知识和话语权力的所谓知识分子不知道反省，而是卑劣地转移责任并借这种转移自欺欺人爬向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态度让我恶心。伪精英心态和流氓习气的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文化走向死胡同并且无可救药。

　　 国民愚昧谁之罪？愚民的政府和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要共同分担这个责任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五四最终没能走到法国启蒙时期高度。以启蒙自任而同时对被启蒙的对象心怀轻蔑和不屑，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终丧失了一切话语活力和影响，“躲进小楼成一统”，蝼蚁春秋，象牙塔里自鸣得意的精英与中国和中国的社会及民众已毫无关联。

　　 谁制造了愚昧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历史的审判中，和官府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中国古今所有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精英！不是农民和小市民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四、谣言的威力

　　 我的朋友热带鱼有篇寓言《听说有座庙倒了》，写的围绕一个谣言所发生的种种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中国是个热衷于谣言的国度，大者安邦定国平天下，小者发财致富可杀人。历史上王朝的兴亡，总与谣言有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鱼素尺书，狐做人言，“闯王来了不纳粮”……如果有谁愿意，可以就此写上十本八本尺厚的书，并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一切的习性。

　　 Paul a.Cohen在《历史三调》中摘录了大量的文字来描述义和团时期谣言所产生的恐怖，这样的恐怖让人不寒而悚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拉尔夫·L· 罗斯诺认为是个人的忧虑、大众的困惑、轻信盲从和“与结果有关的参与”使谣言产生和流传，从这个人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热衷于谣言的并不只是中国，西方照样存在，并且更进一步，理论化、程序化，成为某种开宗立派的学问。

　　 1900年的谣言种类和数量之多，让人叹为观止北安道观寺庙寺院。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记叙，让人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想像力之丰富。并不只是在中国，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大屠杀已得到证实》之类的消息。谣言引发恐慌，华盛顿、伦敦和各国首都的最高层人员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这种“忧虑和悲观”最终引发了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谣言让我对人类从此失去信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个人素质有多高，面对谣言的袭击，毫无疑问都是一碰便倒北安道观寺庙寺院。而人类的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丝毫不见成长的痕迹。

　　五、如何爱国

　　 无知和自私常常让人丧失自我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我并不是认可义和团的行径。我反对批判的矛头针对农民，并不是我觉得农民愚昧天经地义。知识分子的自私和傲慢制造了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塑造了这样的国民，除了咀咒，无话可说。

　　 爱国的方式需要选择，热情却常常用错了方向，并因此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人类的悲剧也因而一次又一次上演。历史总是可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局外人的眼中看来，所下的定义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内战。倘若有第三者，又该如何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人类最具破坏力的内战？

　　 并不是热情的错北安道观寺庙寺院。人类和国家的成熟，有赖于以启蒙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取最宽泛的定义）从上帝变为人，从天空回到地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任重道远。

　　 我爱这个民族，这片热土，这爱如此强烈，使我即使认同“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仍然愿意称自己是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北安道观寺庙寺院。

　　 以此希望：我自爱我的国家和民族北安道观寺庙寺院。并因此而爱这个世界。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国Paul A.Cohen著，杜继东译北安道观寺庙寺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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