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洛阳度二七僧”笺释:五常道观寺庙寺院

摘要：佛经中的事项、概念，常冠以数字五常道观寺庙寺院。数字“七”同佛教的关系，较其余数字更加密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人们普遍解释为“二十七名”僧人。其实这是用乘法来表示数字，二七一十四，“二七僧”是十四位僧人。如果真是二十七位僧人，古代的文字表达要说成“二十七僧”或者“廿七僧”。

关键词：“二七僧”；七；倍数

唐代高僧玄奘是洛州缑氏（今属洛阳偃师市）人，在洛阳出家为僧五常道观寺庙寺院。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详细记载玄奘生平事迹的专著。该书卷一记载玄奘由于遇到了机会，才实现了出家的愿望，即：隋炀帝时期，“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1] 贾二强先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第26页上，将这句话译作：“不久朝廷下令，要在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侣。”[2] 持这种理解的人所在多有。赵荣珦先生在《九都释道·唐僧取经》中说：“在洛阳选度二十七名和尚”，十二岁的玄奘“破格剃度出家”。[3] 洛阳的期刊、导游词中也常常出现这种说法。

如果把“二七僧”理解为二十七位僧人，那么，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一回中的《色箴》有云“二八佳人”，又说白玉莲“年方二八”，岂不是二十八岁了？然而小说说她死了，只落下同龄人潘金莲，“长成一十八岁”五常道观寺庙寺院。[4] 古代女子成年时要举行笄礼。《仪礼·士昏礼》说：“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5]《礼记·内则》说：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6] 女子二十八岁，比礼教规定的结婚年龄大八岁，人老珠黄，还能算得上“佳人”吗？宋人李清照《永遇乐》词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7] 这是回忆北宋首都开封未沦陷时，社会安定，妇女们特别重视欢度元宵节。元宵节被说成“三五”，一个月哪有三十五天？其实这种方式的表达，是用乘法来表示数字，二八一十六，“二八佳人”就是十六岁的女子，三五一十五，“三五”指的是正月十五日。同样，二七一十四，“二七僧”就是十四位僧人。如果真是二十七位僧人，古代的文字表达不会说“二七僧”，而要说成“二十七僧”或者“廿七僧”。

佛教用七的倍数来表达数字，相当普遍五常道观寺庙寺院。到了唐代，办丧事请僧人念经超度死者，已经成为习俗。《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记载，大臣姚崇嘱咐子孙们，自己死后，子孙们办理丧事如果不能遵循礼教而须随顺习俗的话，“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8] 初七即一七，终七即七七，其间有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首尾四十九天。《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彭偃传》记载，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疏朝廷，请限制当地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将佛寺道观定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馀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8] 所谓“降杀以七”，即以七为基数，予以裁减，其潜台词便是“下寺留僧十四人，下观留道士七人”。李叔明如果模仿“二七僧”的表达方式，则可以改说：“上寺留僧三七人，上观留道士二七人，降杀以七。”

佛教初传中国时期，汉地僧人对于佛经（内典）中的异国思想、名词、概念感到陌生、费解，就以中国文化为切入点，去比附、解释佛教的思想、名词、概念，以便于理解和吸收，这种做法叫格义五常道观寺庙寺院。例如：把佛教所说的宇宙万象的本原“真如”（佛性），翻译或解释为道家所说的“本无”；把佛教追求的最终觉悟境界“涅槃”，翻译或解释为道家所说的“无为”；把佛教的观悟活动“禅定”，翻译或解释为道家的存想专一状态“守一”；把佛教的五戒比附为儒家的五常，即“不杀生”则具有仁爱之心，因而相当于“仁”，“不偷盗”则不贪占不义之财，相当于“义”，“不邪淫”则不会对妇女产生非礼行为，相当于“礼”，“不妄语”则说话守信用，相当于“信”，“不饮酒”则不至于醉醺醺神志昏乱，相当于“智”。格义的代表人物是西晋僧人竺法雅。《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传》说他见自己的门徒们虽然都能通解世俗学术（外典），却往往“未善佛理”，为了训导他们，于是“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9]“经中事数”指的是佛经中的事项、概念常冠以数字，个位数如一切法、二执二空、三学三毒、四谛、五阴、六度、七佛、八正道、九入等等，至于十、百、千、万、亿等，还有很多。至于数字“七”及其倍数，与其余数字同佛陀的关系相比，则显得更加密切。西晋竺法护翻译的《普曜经》，卷二《欲生时三十二瑞品第五》说：乔达摩·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从母亲的右胁下出生，现身宝莲花中，立即“行七步，显扬梵音”。接著，“夙夜七日”，各种伎乐供养，各种美味食品奉养他的母亲。太子“生七日后”，其母命终，转生忉利天。[10］ ‍‍

玄奘游历印度，遍礼各地佛教胜迹，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七”的说法五常道观寺庙寺院。关于释迦牟尼佛与“七”的关系，《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说：佛在摩揭陀国的一株菩提树下完成正觉的全过程，“不起于座，七日寂定”。成等正觉完毕，他起身来到菩提树的北边，“七日经行”。后来，帝释为他修建“七宝座”，他在七宝座上“七日思惟”。又说：佛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进入禅定状态，“寂然宴默，受解脱乐，过七日后，方从定起”。树林神对路过的两个商人说：“释种太子今在此中，初证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大唐西域记》中多处讲到佛陀说法以七日为限，如卷七说战主国都城西北伽蓝（佛寺）的窣堵波（塔），是无忧王所建造，释迦牟尼曾在这里“七日之中为天、人众显说妙法”。关于菩萨与“七”的关系，《大唐西域记》卷五说鞞索迦国都城南有大伽蓝，“护法菩萨于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论师”。关于法会、僧人、民众与“七”的关系，《大唐西域记》卷五说戒日王一年一度举办诸国僧人的集会，“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在印度，当地时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这三个月是雨季，僧众游方乞食不方便，于是居住寺院中，专心修道，称为“安居”或“结夏”、“坐腊”。《大唐西域记》卷八说摩揭陀国每年到了安居期，四面八方的僧人俗人百千万众，“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乐，遍游林中，礼拜供养”。卷九说在摩揭陀国那烂陀伽蓝附近，每年的元旦，都有隆重热闹的供养法会，参加者包括邻国的国王、大臣、豪族，都携带香花、幡盖，演奏庄严动听的乐曲，“七日之中，建斯法会”。而在孤山精舍（佛寺），有观自在（汉籍误译为观世音）菩萨像，经常有一些人前来顶礼膜拜。他们“断食要心，求见菩萨，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见观自在菩萨妙相庄严，威光赫奕，从像中出，慰喻其人”。如此运用“七”这个数字来表示某项活动的周期，这在古代的印度地区，并非佛教的独创，而是相沿不改的普遍习俗。《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了这个情况，如卷二说印度世俗民众大凡患染疾病，即“绝粒七日”，往往能够痊愈，如果病情不见好转，这才服药治疗。跋虏沙城的崇山上，有青石大自在天妇像，即毗摩天女。当地民众说：这里灵异很多，所以前来祈祷的人络绎不绝。无论印度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高贵低贱，“其有愿见天神形者，至诚无贰，绝食七日，或有得见，求愿多遂”。甚至在钵逻耶迦国，每天都有数百人自溺而死。当地风俗认为，谁要想上生天界，就来这里绝食，然后自沉河中，沐浴身体，便会消除罪孽。因此，“异国远方，相趁萃止，七日断食，然后绝命”。[11]

佛教传入中国后，“七”的周期概念对中国产生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佛教的范围内，必然波及到全社会五常道观寺庙寺院。上面讲到净饭王王后摩耶夫人生下释迦牟尼后七日命终，转生到忉利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丧葬习俗，北魏时已很明显。《魏书》卷八十三下《胡国珍传》记载：外戚胡国珍“雅敬佛法”。神龟元年（518），他已经八十岁，为了参加四月初八佛诞节庆典，他制作了佛像，提前一天从宅第送至洛阳外郭城西面的阊阖门，走了四五里。初八这天，他再次奔波，一直恭敬地站立著瞻仰佛像，到晚上才坐下休息。这位耄耋老人经不住连续两天的劳累和烦热，当即病倒不起，四天后去世。于是魏孝明帝下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12] 上文引用了《旧唐书·姚崇传》“从初七至终七”的说法，这四十九天是佛教所说人死后到再次转生的阶段。这时死者处在两身之间，所受的阴形叫做“中阴”，又叫“中有”。在这个阶段，死者的亲属请来僧人为死者做“七”，念经祈祷，就会使死者转劣为胜，投胎时去个好去处，下辈子处境好一些。于是人们便用一七、二七直至七七来表达天数，从而扩大到表达其余内容的数字。

注释

[1][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贾二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88.

[3]赵荣珦.九都释道[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1.

[4][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5][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M].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卷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宋]李清照集（徐培均笺注本）[M].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萧梁]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中华大藏经[M].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主办：洛阳市隋唐史学会

作者：郭绍林

审稿：王恺

策划：安锋

编辑：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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