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评论]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A(转载):醴陵道观寺庙寺院

　　1.秦汉——魏晋：汉文化特色的楚文化

　　 秦灭楚统一六国后，湖南成为了秦王朝统治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醴陵道观寺庙寺院。自秦至汉，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逐步形成。民族文化的形成首先是从民族自身的融合开始的。秦汉时期因兵祸与天灾的频繁发生，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徒。湖南境内的人口尚不足50万。西汉元始元年(公元2年)达到约51万。及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便增长到281万。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口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由于中原和北方人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湖南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徒，留下广大的江湖平原供中原人和楚人聚居，这些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没有退徒的湖南土著居民融合，便构成了湖南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

　　　　在民族融合的同时，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楚文化醴陵道观寺庙寺院。在物质文化方面，秦汉时期铁器、牛耕的普遍应用，农作物品种的增长与产量的增加，使得当时的湖南在粮食供应上不仅能够满足内需，而且还能大量外调。手工制造业除原有的外，另增加了新的门类，如印染、刺绣、造瓷、造船等。某些手工业已达到全国领先的水平，如马王堆出土的轻薄素纱禅衣重49克，其经纬丝纤度已达到与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丝纤度相当的程度。

　　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水路方面，利用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沟通了湖南与中原地区以及大江南北的联系，在陆路上，则开通了与两广的出入通道醴陵道观寺庙寺院。商品流通中使用的货币除“五铢”铜等之外，还出现了铁钱币。在制度文化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行郡县、修驰道、划一币制与度量衡等秦朝时期初步完善的。到西汉时期，湖南的郡县设置更为严密，同时封国遍及各地。东汉时期朝廷对于湖南境内的诸“蛮夷”采取了一系列招抚和羁縻的措施。

　　在精神文化方面，黄老之学在当时的湖南已十分流行醴陵道观寺庙寺院。在马王堆出土的汉墓中发现了一大批医学帛书和两部我国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天文学专著，还有三幅古地图，说明当时湖南的医学、天文与地理学也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医学的发展大概与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长沙担任过太守不无关系。文学艺术上，有长沙王太傅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等在中国赋史上极具地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葬中，还有大批的帛画与古乐器，也反映出当时湖南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并且东汉时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以来国家统一的局面不保，出现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乱，战争使得全国的人口大幅度减少醴陵道观寺庙寺院。据载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湖南地区的人口由140年前的281万减少到只有97万。在这数百年间，湖南由于地处江南，相对来说受战祸兵灾的影响比北方要少，社会安定的时日较多，因此经济仍得以向前发展。农业上，随着耕地拓垦，水田灌溉面积大，以及牛耕进一步的推广，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使得粮食作物有了很大程度的增产，湖南在当时已开始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三国时，“长沙好米”已是名声在外。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在湖南特别发达。独具特色的青瓷制造业和麻纺业、造纸业、造船业以及金属制造业都有长进。各种产品的增多使得商业流通领域也十分活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早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其突出表现是以世家豪华为代表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醴陵道观寺庙寺院。在湖南地区也同样出现了一批世家豪华，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广占田地，私募佃客，部曲，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当时反映世家豪意识形态的清谈玄学之风在湖南也盛极一时，所谓玄学，即《老子》、《庄子》、《周易》三玄。清谈玄学就是对“三玄”的研究作出解释。湖南当时颇有名气的清谈家和玄学家有泉陵（今永州）人刘先，长沙人虞授、邓粲，武陵人潘京、伍朝、龚玄之等。他们都崇尚“老庄”，提倡“安于陋巷”，“避世山林”，终身隐而不仕。

　　　　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与之相近的道教在湖南得到广泛的传播醴陵道观寺庙寺院。道教的主要据点在南岳衡山，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观，西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所建。在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观有巴陵的青霞观，醴陵的登真观等。

　　　　佛教传入湖南也在魏晋之际，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为麓山寺，建于西晋初年醴陵道观寺庙寺院。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圆通寺、桃源净照寺、衡阳上圆寺、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庙的出现。

　　　　魏晋南北时期湖南在文化学术上已经有所表现醴陵道观寺庙寺院。东晋耒阳人罗含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三国时湖南的著名文士有丞阳（今衡阳）刘巴、湘乡蒋琬和长沙人桓阶。刘巴还作过蜀国的尚书令，蒋琬作过蜀国的尚书郎与大将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央一级的官吏。湖南人最早崭头露角，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东汉时有耒阳人蔡伦（任中常侍）、桂阳人胡腾（任窦武佐治属官）、泉陵（今零陵）人蒋晋（任尚书郎）和刘优（任尚书右仆射），到魏晋时期则为刘巴与蒋琬。到南朝时，湖南文学上的杰出人物有澧州人阴铿与车胤。此外，邓粲还是东晋时著名的史学家，罗含既是哲学家又是地学家，南朝时著名的地学家尚有武陵人黄闵与伍安贫。

　　　　湖南的文化学术从秦汉到魏晋，虽然较之以前有了进步，但在全国范围内估量，其总体水平还不高醴陵道观寺庙寺院。据有关学者统计，西汉出书282种，湖南仅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无一出于湖南；西汉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人数湖南均为零。东汉出书568种，湖南仅2种；《后汉书》列传中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有一人，五经博士人仍为零；汉三公九卿302人，湖南仅有三公2人。三国时期，《三国志》列传中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西晋出书649种，湖南仅1种；将相大臣和辟雍学士人数均为零；《晋书》列传中士人中湖南亦仅16人。南朝时期《宋书》、《齐书》、《梁书》所含列传人物中，湖南人物分别只有1个，《梁书》中也只有2个，《隋书》中竟然为零。上述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是从东汉末年以来，湖南在将近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中长期与中原脱离联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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