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前说事: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铺前跨海大桥在建，铺前跨海大桥合拢，铺前跨海大桥即将通车！这下，铺前的名气又大了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铺前跨海大桥的建成，使铺前成为从省城海口跨海经文昌沿东部海岸线南下的桥头堡，铺前跨海大桥的建成也创下了中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地质断裂带的大型跨海桥梁的纪录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其实，铺前的名气在过去也曾经很大过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铺前，曾经是海南最早最大的移民登陆点之一，因为地处海南岛的东部且又在海南岛的最北端，从唐宋至明清，舟楫来往便利且繁忙，粤东及闽浙移民大多从这里登陆然后再分散到全岛各地丰镇道观寺庙寺院。铺前同时也成为海南岛东北部最大的货物集散点，常常停泊有数百艘商船。那些来往于南洋、闽粤及江浙等地的货物聚集铺前港，经过这里再转运到岛东北部其他地方，只是近百年来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使内河航运萎败，铺前也偏于一隅才失去这一地位。

　　铺前，历史上也曾经是琼山和文昌两县下南洋的最大港埠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我的家乡成南北对峙向着铺前，只要走上高处向北望，就可以看到七星岭上的斗柄塔。一条河流就在家门口，水路三十里顺风顺潮半天工夫就可以在铺前港上岸。《文昌县志》载：“三江水，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水源有三，各流至韩家村合流，奔赴铺前入于海。”《琼州府志》也载：“铺前港，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里，纳三江水入海”。翻开家乡华侨下南洋的血泪史，一批批祖辈们带上几袋地瓜，拜过婆祖神灵后便搭上门前这河流上的顺风船，然后到铺前港转船，一个多月后便可以到达曼谷。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也是顺着这条水路从铺前港漂到泰国，最终客逝番邦。当然，从铺前港出去的也有成为“番客”而衣锦荣归的，现在在铺前可以看到保护得很好的民国初年华侨回来建设的骑楼街以及1960年代前海口市最高的高楼俗称五层楼（现得胜沙路的海口大厦），就是铺前华侨吴坤浓先生所建，可见当年铺前华侨的名气不小，从铺前出去的有不少人成了名扬四海的侨领和巨贾。可是也有让人看不到的凄凉，更多的人却是一去不回还，再也见不到这铺前港了。

　　铺前人大批下南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前年我在曼谷谒访过一座不知建于何年的雄伟壮观的“三清”水尾圣娘庙，庙中大堂悬挂着一块清光绪年间铺前人潘存题写的“同心是福”木匾。潘存是铺前港头村人，清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应礼部试转户部主事。可见铺前人下南洋的历史和规模影响之远大。

　　在曼谷市中心的水尾圣娘庙（殿里有潘存题写的“同心是福”匾）

　　铺前的地名

　　近几年，从报纸到网页，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声调，说“铺前”一名来源于闽南语的“莆田”的谐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不知道始造笑话者是不是说闽南语系的人，你是如何知道1000多年前闽南话的“莆田”跟“铺前”是谐音，你又以什么为依据说铺前先民“他们选用汉语莆田谐音，初取名铺田，后称为舖前，最后改为铺前”（引文来自海南日报之海南周刊《琼州古港铺前港：海上渔猎 深耕急流》 ）如此误导读者，岂不是“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

　　事实上，铺前人说的“铺前”,从发音到词义书写自古至今从未改变过，发音都是“铺（是pù而不是pū）”，从“舖前”到“铺前”的书写更没有什么变化，志书上一直都称“舖前”，只是“铺”做为多音多义字可以通用于“舖”，故现代因规范使用而用“铺”不用“舖”而已，在读音和字义上没有丝毫的改变丰镇道观寺庙寺院。“铺前”和“莆田”的读音，不论是当年说闽南话的海南人还是今天带福州音调的莆田人，两个地名的发音都有天壤之别，根本没有什么“谐”可言。

　　闽南人怀念故土，用家乡的名字在海南取村名也不在少数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如莆田使用的“大园”“甘蔗园”“上山”“上园”“下园”“后坡”等等村名在海南的海口、文昌、琼海和万宁等地处处皆有，但总不至于把一个县名也搬过来吧，更不会无中生有的把它说成“舖前”，是不是有点低估了铺前古人的智商。

　　铺前，在海南存世最早的地方志《正德琼台志》中就清楚地记着“舖前市”，这是海南现存地名中屈指可数的最古老且在书写和读音上没有改变而一直沿用至今的地名之一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铺前，“舖”起之于宋代的“兵”，而“舖前”成之于宋代的“市”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宋代的兵制，除了大部队驻扎的“营”之外，在各地还根据军情需要驻扎着大量的“砦（寨）”和“舖”。砦（寨）是设在武装冲突较严重的地方，相对于“舖”驻兵要多，而“舖”是设在冲突相对较缓和的地方。《宋史》有很多关于“舖”的记载，《宋会要辑稿》也记：“舖以三十里一舖，窃虑地里稍远回而迟缓，欲以二十里置一舖每舖差舖兵五人”。宋朝设堡舖的作用主要是侦查敌情、防范盗贼、接待过往官员、传递政府文告等等作用。舖的大小看需要而定，远近有十里一舖也有二十里一舖，舖卒有几个人到几十人不等。元代沿用舖驿制，《元史》也记有：“中统元年诏：随处官司，设传递舖驿，每舖置舖丁五人。”“始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舖。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舖，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签起舖兵”。从宋到元到明，舖的性质也慢慢起变化，从最初的军事堡舖逐渐变成传递邮件的递舖。以前人们常称十里路为“一舖路”，就是源于宋代这种舖驿制度。舖前的“舖”，就是宋代的“堡舖”的“舖”。

　　那铺前的“铺”在哪里呢？宋代设置的铺很多很密，但查阅明清地方志中记载的“铺”却很少，可以说铺前的“铺”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已逐渐消失了丰镇道观寺庙寺院。“铺”之所以消失的原因有两种情况：一是坐大了，因其军事位置重要，由原来的铺变成了寨或者城。一是没有作用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或者自然环境改变而使路途改道，一些铺便撤消而自行泯灭。铺前的“铺”属于前一种，做大了，从明初开始，为了加强防御，铺前在原来的铺之上改制增设参将府和巡检司以及在木栏港设置了寨，逐渐又筑起了土城后又改为石城。象铺前这样由铺变成了寨变成了城的情况在海南各地并不多见。而后一种情况很多，在明清地方志中海南东部地区的“铺”，能够保存其名字（含谐音）到现在的好象只有“梅蓝”，三十年前当地的老年人皆称之为“梅蓝铺”，只不过今天人们因村而成机场，因机场而成县市级行政区，故改称其为“美兰”。

　　铺前的“铺”为什么能够做大？在宋代，铺前的军事地位并不重要，仅是做为一个民用港口供商舶停靠，也许那时海盗和倭寇的航海技术还很落后，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威胁并不大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但到了明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倭寇和海盗异常猖獗，来去如风，杀人越货，掠杀官员，抢劫妇女。有时深夜飚船数十艘杀人越货就跑，有时光天化日占据城堡胡作非为。万历十二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就指出：“守雷廉者不守琼崖，则门庭受寇”。《文昌县志》称“铺前港为郡咽喉，清澜港为县门户，俱系险要”，所以朝廷在这里设立水军营寨、参将府和巡检司，隶属海口卫直接管辖。在明代反倭寇和反海盗的斗争中，海南处于最险要的位置，而铺前所处的位置首当其冲。从明代初期铺前就开始设置驻军水寨，设有铺前参将府和铺前巡检司，加强了海港的防卫，“铺”的建制便随之消失。

　　《文昌县志》中的铺前市及周边地图（图中巡司前至营汛炮台一带也就是龙王庙周边就是铺前市）

　　有人依旧志说：“铺前圩前身为土城，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后改为石城，建在新埠铺门，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琼北大地震后迁现址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引文网址：（）岂不知这些所谓土城或石城并不是铺前的前身，那只不过是明代为了增强这一港口的军事防御功能而用土或用石来建筑起来的军营城防。军营根据需要可以迁此移彼，而铺前市一直都在今天这个最佳位置上，从未迁址。可以说，明代铺前周边的军营曾经用土或用石建起过城池，但不能说土城或者石城是铺前的前身。

　　铺前镇政府网页上也这样介绍铺前：“铺前原名为溪北，“溪北”属于最古老的地名命名方法，水系加地理方位的组合丰镇道观寺庙寺院。现如今仍然有“溪北”一名留存的印记，这便是海南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溪北书院”。

　　《海南日报》某记者说：“老人介绍，铺前原名叫溪北，因为相对于海口一带来讲，铺前隔着东寨港、铺前港，因隔水相望，在海之北而得名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仅仅根据老人介绍就说铺前原名叫溪北，是不是有点信口开河。

　　溪北的历史并不古老，在明代志书中还没有出现“溪北”名称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后来出现的“溪北”也不是象记者所说的“铺前隔着东寨港、铺前港，因隔水相望，在海之北而得名”。其实东寨港并不在铺前港对岸隔水相望，历史上的东寨港在属于文昌县管治之下与铺前相依邻的南溪都，也就是在今天的文昌市罗豆农场属地。“好货不到东寨港”，老一辈人都知道东寨港在那里。现在国家地理以东寨港命名整个琼东北这片内海域，海口市演丰镇那边的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只不过是借名而已。如果认为东寨港在铺前港对岸的海口市一侧，那真的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这“溪”也不是“在海之北”的铺前港里那条三江水，而是今天当地人称之为“珠溪河”的溪。珠溪在明代还不算什么“溪”，可能是因为1605年的特大地震后造成地势沉降而形成大溪。到清代的志书上才开始出现并记作“东溪”，到了清末民初时民间又称为“珠溪”。铺前就在珠溪之北，但“溪北”并非铺前这一个点，“铺前”只是代表了“珠溪之北”这一片地区。如果“铺前原名叫溪北”，你叫铺前的历史情何以堪。

　　铺前也不是一开始就叫铺前，这里有地名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即这块地方而言，之前的名字最早叫“迈犊”。“迈犊”的历史很久远，先有迈犊然后有铺前，但“迈犊”之名却不能保留到今天，在民国初期编的《文昌县志》上还存在，但在民国实行区乡制时便消失了。

　　早在宋代之前，迈犊就是铺前部分先民最早聚居的一个大村庄，它的位置大概在今天铺前镇中心小学附近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中国的基层政权从明至清都实行都图制，由于迈犊村成村早且地理位置又特别重要，很多官方机构都在该村驻足，宋代的岸铺就设在迈犊村边。所以，包括今天整个铺前镇范围及罗豆农场一部份至湖山镇的一部份，这么大的区域都以迈犊之名划都图。从明到清，迈犊都保有迈犊一图至迈犊六图共6个图。

　　但都图是基层政权机构，并不是墟市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宋代的市很小，不象今天的城市那样什么都包容其中，墟市只是做买卖的地方，有买卖便成市，没有买卖便散开，类似于今天的小农贸市场。宋代的《青箱杂记》说：“岭南谓村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可见宋代至明代的市很不稳定，大多设在人口较集中又较安全的交通枢纽处，但随着人口聚居的变化或者道路的改变或者盗贼的破坏，“市”也常常挪位，但铺前市的位置因为处在军事要塞位置相对是较稳定的。正德《琼台志》记：“铺前市在巡检司北边”。巡检司，就是铺前宋代的铺在明代的升级，所以宋代“铺前市在铺北边”。乾隆《琼州府志》也记：“铺前巡检司，在迈犊村内”。可见，一直至清代迈犊村名还在，宋代的铺就在迈犊村内，而铺的北边也就是在铺的前面开市，因之名为“铺前市”。至明代“铺”已经升格改称“巡检司”，但“铺”之前那个“市”却早已定格为“铺前市”。至清末民初时铺前已经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市”，随着“市”的逐渐扩大，迈犊村、铺、巡检司等等便都溶合其中，其各各的名称随着时代变革渐渐消逝，唯独“铺前市”自宋迄今名垂千古。这样命名称为前市后市的例子在明清地方志书上并不罕见，如：琼山有“府后市”，儋州有“州前市”，定安县、会同县、昌化县都有“县前市”。“铺”之前成一“市”，那就叫“铺前市”。

　　所以说，“铺”起之于宋代的“兵”，而“铺前”成之于宋代的“市”，铺前市名字的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北宋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溪北书院

　　说到“溪北”，不得不说溪北书院丰镇道观寺庙寺院。请不要把溪北书院的历史想象得很久很远，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建成于毛泽东 岀生的那一年，1893年。也不要说溪北这名字仅仅是“水系加地理方位组合的最古老的地名命名方法”，文字虽简单但没有满腹诗书的儒雅文人是不会取这一名字的，要说这名字很俗，事实上它并不比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等名字更俗。

　　溪北书院是铺前的骄傲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溪北书院不仅是海南清末著名书院之一，也是海南历史上最后的书院而且在海南是保存至今最完好的书院。

　　在清代，从铺前港顺着三江水往南上溯30里水路，江边也有一所环江书院，是咸丰年间分巡雷琼道黄钟音（重庆巴县人）资助调塘二图乡绅张伯奇所建丰镇道观寺庙寺院。环江书院的建成比溪北书院早40年，当年分巡雷琼道黄钟音曾为书院撰写了《环江书院碑记》。我小时候常常在此碑上认字，可惜后来经多次文明村庄建设活动，最后不知道它被弄到那里去了。《琼山县志》有记这篇碑记，但只是目录中的标题而已，《环江书院碑记》其文在古藉中也早被毁蚀了。环江书院存世时间不长，随着分巡雷琼道黄钟音的去世和清皇朝的日渐衰败，书院也寿终正寝。尽管黄钟音已经成为重庆市的历史名人，至今重庆市的旅游景点还留有黄钟音的遗迹。

　　《琼山县志》记载有分巡雷琼道黄钟音撰写的“环江书院记”

　　环江书院败落的大背景是清皇朝的内忧外患，一伤于太平天国，二伤于英法联军，国运日衰丰镇道观寺庙寺院。而溪北书院却应时而生，最终又成为中国最后的书院之一。国难当头，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块。潘存在京多年，深知国运不振的原因在于教育的缺失，晚年从京城回琼后跟随张之洞和朱采这两个办学狂人，深受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他致力于“教育兴国”、“教育兴琼”，在分巡雷琼道朱采和来琼巡视海防建设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筹资建起了溪北书院。在朱采请潘存为刚刚建成的府城五公祠题写的“唐嗟末造，宋误偏安，天下几人才置之海外;道继前贤，教开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楹联中体现了潘存这一教育改革的思想。

　　“溪北书院”四个大字为潘存的学生、清末著名学者、书法家杨守敬书写，细品起来让人心头沉重，传统的继承和新学的传播，真的让人莫衷一是，在这世纪交替的时辰，人们沉浸在一个旧时代即将结束的夜雾中，依稀又可以看得见一丝新时代的暗弱曙光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斗柄塔

　　铺前七星岭上有一个斗柄塔，但它在人们的认识中总带有几分朦胧且神秘的色彩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斗柄塔建在木兰港边的七星岭上，古时木栏港称为“石栏港”，因石生出海洋中成栏屏障海水而得名，也因海流湍急且多暗礁险滩而被称为“鬼叫门”（因船家惧石而好木，万历年间改称“木栏港”）。并不是象记者所说这里有很多腐烂木头而叫木兰港。

　　《海南日报》一篇介绍斗柄塔的文章说斗柄塔：“是明代尚书王弘诲（海南定安人）告老还乡后以航标和镇妖为目的，邀众并奏请朝廷拨款建造的”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查看王弘诲去世后的地方志，发现康熙《文昌县志》有“七星山，县北一百二十里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七峰如斗，（相传）明天启时定安乡绅王弘诲建塔于其上”之记。后代的道光《琼州府志》及《文昌县志》也依其说。但《大清一统志》没有说是王弘诲建的，仅记：“明天启时建塔其上”。琼州知府萧应植主修的乾隆《琼州府志》也没有依《文昌县志》之说，为什么？因为没有依据，萧应植是位严谨的学者，仅记：七星岭……明天启时建塔于上。《广东通志》也如是说。

　　远眺斗柄塔

　　王弘诲逝世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我这里是依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的说法，如依《明实录》所记则王弘诲是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那还要早2年丰镇道观寺庙寺院。而斗柄塔建设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为什么在王弘诲离世十年八年后才建成的斗柄塔，却有人要冠上他的名字呢？是他生前曾有过此建塔规划吗，还是这座塔从他生前就动建至他死后10年才完工呢？所有这些都是臆想的无稽之谈。

　　王弘诲生前是建过塔且多次见过建塔，那是他居家时用平生的储存，在家乡定安县龙梅村附近建造的定安县第一座古塔——龙门塔，比琼海的聚奎塔建设还早一年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他也多次亲临琼山观看许子伟主建的“明昌塔”和会同县卢章主建的“聚奎塔”并写下赞美诗文。也许因为他对塔有一定的爱好，人们便把“斗柄塔”也挂在他的名上。更有人根据王弘诲奏考回琼的事由说得有眉有目，说是“以航标和镇妖为目的，邀众并奏请朝廷拨款建造”。“他非常了解横亘于海岛与内陆之间的琼州海峡。在航运落后时代，每次海峡跨越无疑都是一回生死炼狱。嘉靖三十六年（1557），一场海难使王弘诲终生难忘。那一次，数百儒生葬身海上，护送的官员临高知县杨时连同县印也一同覆没。对此，王弘诲发出了‘天下儒生之远而苦者，未有如琼之甚者悲矣’的慨叹，因此王弘诲会同文昌乡贤，致书朝廷，恳请拨款修建一座航海标志塔，居然奏效，成了有史以来海南唯一一座由朝廷拨款修建的古塔”。（）

　　想象很丰富但现实很贫乏丰镇道观寺庙寺院。王弘诲任南京礼部尚书时，曾经数次上疏痛陈朝政之病弊而劝谏过皇上，因屡屡上疏诤谏不得采用，愤而托病乞休。但是辞官返乡后还致书朝廷，恳请拨款修建一座塔，王弘诲是这样的人吗？明朝天启年间，朝中党争迭起，熹宗皇帝朱由校荒于朝政，太监魏忠贤独搅大权，大肆剪杀异己，朝廷危机重重，因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赈灾），剿灭农民军起义（剿匪费用），对抗外族（后金即满清）等诸多费用，实际上国家的财政已经接近破产，银子不象纸币那么好，想发多少就印多少。已处千疮百孔的明王朝会为地方建塔而拨款吗？莫说朝廷不可能拨款地方建塔，就是地方府县也难有动用政府资金来建造亭塔的事情，一般都是由官员个人及乡绅捐资而建。况且其时的海事，重要的不在于导航而在于防范海盗和倭寇。

　　斗柄塔和王弘诲有没有关系，万历《琼州府志》最有解释权，因为这部琼州府志书纂修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也就是该志编纂的时间是在王弘诲刚刚逝世时成书的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主持编撰的是钦差海南道兵巡兼提学副使戴熹、琼州知府欧阳璨和琼州府推官傅作林，他们都是王弘诲的同时代人且有过交往。后代志书关于王弘诲的叙述，大都是依万历《琼州府志》所记，万历《琼州府志》对王弘诲的记录、描述得那么详细却没有王弘诲跟尚未动建的斗柄塔关系的丝毫记录，故斗柄塔为王弘诲所建完全是由后人杜撰出来的。

　　哪斗柄塔到底是何人所建？志书中找不到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因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塔建成后不久，满清势力已经大兴，明朝内乱四起，社会进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接下来便是改朝换代。至清朝康熙时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地方没有修志。至于斗柄塔为何人所建，官方也没有人清楚的去记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康熙《文昌县志》，更是纂修于斗柄塔建成近百年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顶端已毁损的圆润的斗柄塔（网络图片）

　　斗柄塔建设仅晚于琼山的明昌塔和琼海的聚奎塔20年，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时代的塔，但风格上却完全不同于以上两塔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斗柄塔圆润、肥短，没有以上两塔的刚劲和挺拨且多了几分柔和和慈媚。如果说同时代的明昌塔和聚奎塔是重于道的风水，那稍晚的斗柄塔则偏重于佛的慈悲。我曾经登上过塔顶，细数步阶104级。104级步阶,在佛教建筑中屡见不鲜，有一定的教义内涵。虽然佛教早在唐宋时就已经随着移民进入海南，但就其建筑来看，在琼山、万宁的佛教寺庙落地不少，而文昌重道轻佛的现象却十分明显。史志记载在文昌县境里建于宋代的佛寺唯有韩氏家族建在锦山的觉照堂，至明代也已毁坏，一直至明代才出现由林有鹗等乡绅捐资建起的紫云庵、象山庵和乐籁庵。

　　林有鹗，文昌白延人，是明代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文昌名士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林有鹗在万历年间曾任合肥府丞，后以母老辞官回琼，醉心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拜王阳明二传弟子著名哲学家太常卿王塘南为师。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协助知县贺沚创办文昌玉阳书院，又出面延请王弘诲、许子伟等名儒到玉阳书院来讲学。他捐资广建佛庵，慈施善款为乡邻济困。他为文昌的文化教育建设慷慨解囊，是明代发展文昌县文化教育的功勋级人物。

　　在天启年间任文昌县教谕的广东南海人熊若龙，也是一个崇佛好施的人物，府志和县志皆谒他为名宦丰镇道观寺庙寺院。《文昌县志》为他做传：“熊若龙，字羽人，号槟庵，南海孝廉。工翰墨，善吟咏而不矜其能。与诸弟子为忘年交，结“洗水社”。时与知交燕集钓鱼矶上讲习唱和。改建启圣宫，募修文庙，皆有功于学校者。以宋儒理学兼晋人风致，至今称儒雅之师者，必以熊为首云。”

　　明代自嘉靖皇帝以来崇道抑佛，佛教在海南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气候，文昌尤甚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但到了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林有鹗和熊若龙等人倡导文化信仰多元性、兼容性，虽然限于资金和政府的压力，在文昌没有建设起规模较大的寺院，但他们带头募集捐资，在文昌各地建起了一些小庵堂，为佛教在文昌的发展争取了发展的空间，斗柄塔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动建的。

　　文昌县文化教育有幸，从万历二十二年贺沚任文昌知县到熊若龙任教谕的天启年间这短短二十多年，尽管朝纲不振，党争激化，社会危机四伏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但这一时期先后有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汇聚文昌，贺沚、汪全声、王弘诲、许子伟、计恒亨、叶可行、林有鹗和熊若龙等等。他们厌于政争却寓情于社会文化教育公益事业。他们创书院，建学宫，修圣殿（孔庙），兴佛教，他们亲躬学校讲授对学子亦师亦友，这一时期成为文昌文化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对文昌县后来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先贤，明末清初文昌的后人皆为他们建祠以祭祀，可惜当初的祠堂早已毁废。

　　临渊羡处蹲东海，弹铗歌时寓海南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济胜每携青子佩，乞斋长饱紫云庵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日之夕矣槟榔醉，月出皎兮茉莉簪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笑笑先生无别意，近无渔利远无贪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诗言志，这就是亦儒亦佛且带几分魏晋风骨的熊若龙丰镇道观寺庙寺院。虽然熊若龙在贺沚、王弘诲和许子伟等离世后才来文昌任教谕，虽然前者重道而熊若龙重佛，但他们振兴文昌县文化教育之初心完全无异。

　　林有鹗和熊若龙情性相投，他们倾其所有，带头募捐，然后大兴土木于文化教育（包括佛教），虽然他们的崇文重教兴佛对地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志书上并没有他们关于斗柄塔建设的记录丰镇道观寺庙寺院。口说无凭，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天启年间文昌县的重要人物就把斗柄塔建设挂在他们的名上。

　　明洪武三年文昌县知县周观为其举行祀典的七星岭下的七星娘娘庙至今仍然香火不断

　　铺前人敬神也喜造神，从宋代开始就在这里建庙，几乎儒道诸神庙铺前都有丰镇道观寺庙寺院。仅在铺前市周边就建有伏波将军庙、北山庙、蔴蓝庙、南天庙、关帝庙、天后庙、龙王庙及福德庙等等，有些庙宇至今仍香火不绝。在木栏港的七星山下，早在明洪武三年文昌县知县周观就为原有的一座小庙举行祀典，自此人们祭祀不断，而山上的斗柄塔是何人所建，还是由铺前人某家族或众资所建？只能留待来日出现的史料来证明。

　　铺前的事还多多，留将以后慢慢说丰镇道观寺庙寺院。

　　2018年12月1日写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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