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实话三国史》第一章风起云涌: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
第一章
风起云涌
当各种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时候,或许只能通过“铁”和“血”来解决了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然而,它可以彻底消除问题而不留任何后患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不过,无论结果怎样,一切愤怒的力量都向着东汉王朝这个庞大而又虚弱的帝国猛烈发去,等待着它的命运又将会何去何从呢?
第一节 张角与黄巾起义
一、道教的产生和组织起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具有较强的分散性特点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广大农民(主要为自耕农)采取“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使得农民有一定的自给自足性,对外需求量较小,而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强。总体表现为既分散又相对独立。在这样的现状下,企图组织发动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很困难的。东汉之前较大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首先在某地爆发,而后各地方响应。如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爆发起义,随后各地农民纷纷斩木揭竿,响应起义,各地“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军发动的农民起义亦是如此。到了东汉发起的诸多起义暴动之所以被不同程度平息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如前所述,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且具有一定的军事武装。而这个武装力量主要是针对其佃农、雇农反抗的。这样各地方便更加不易形成斗争的力量。
不过,各地发起数量众多的起义反抗却并没有让统治者警醒,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有增无减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有压迫便有反抗。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在几乎不具备生存的情况下才奋起斗争的。较为安分的农民如果不是被逼至绝境,大都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因而,在东汉中后期阶级矛盾大为激化的背景下,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
历史最终将发动大起义的任务降到了张角等人身上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黄巾起义的领导者是巨鹿人张角、张宝、张梁等。他们在汲取了先前农民起义的教训后,认识到必须将各地的贫民、流民联合起来才可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于是,身为道教一支的太平道首领张角便利用宗教信仰组织力量。
道教,为中国古代宗教之一,形成于东汉时期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由于先秦时出现的以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故道教教徒皆奉老子为始祖。其实,这是道教的开创者为了增强可信度和知名度而牵强附会上的。道教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并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宗旨。其主要是以秦汉方士为主体,糅杂巫术、部分黄老学说及谶纬之学等为基本思想,并兼收儒家经学观念、佛教义理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宗教。
方士,即秦汉时期从事寻仙、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等活动的人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秦始皇、汉武帝等皇帝都曾遣方士四处寻求仙药。方士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巫术。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行巫术之人称为巫师。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的原始宗教以巫术为主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阶级社会。它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正式确立。宗教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自形成起就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现实,将希望寄托于幻想之中。
宗教会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新的变化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进入封建社会,方士的思想基础巫术渐渐发展成了神仙之术,并结合了战国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以便继续维护统治者的需求。同样,也只有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宗教才可能得以发展。秦、汉期间的方术之士主要以神仙之术伪造灵丹妙药来蒙骗统治者,使其认可,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这种简单的宣传活动不仅欺骗性大,而且越来越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东汉时期,方士的思想基础和活动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在思想理念上,方士结合了黄老学说,假借老子为其始祖。黄老之学是指皇帝学说与老子学说。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腐化民众思想,无知无欲。但是,当时皇帝的著作已遗失,老子的著作却流传于世。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语:“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吕著三国史话》27页)老子自然顺理成章地作为了他们的鼻祖。活动方式开始了以符水治病为掩饰,进而宣传、散播思想教义来达到欺骗民众的目的。这种新的变化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
西汉末期,社会之中兴起了谶纬之学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预测吉凶。纬是假托神灵解释儒家经义的书。西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儒家经学迅速发展起来。为了维护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对先秦儒学重新解释,奠立了新儒学的基石。董仲舒新儒学的显著特点是以阴阳家的思想为指导,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其中主要吸收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观念及阴阳五行之术。自此,传统儒学充满了迷信色彩,儒家学说被神化了。新儒学的这一特征为谶纬之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始,就大兴谶纬之学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将谶纬同经学结合起来,以进一步神化皇权,加强统治。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颁“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之诏,表明了统治者承认谶纬之学的合法化。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帝诏:“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资治通鉴·肃宗孝章皇帝上》)并由班固作《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等)。这部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取谶纬之学,形成了今文经学的主要思想依据和政治理论。东汉今文经学占据经学的主导地位。今文经学的谶纬化,使得经学更加荒诞不经,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今文经学的经师、儒生们运用谶纬之术妄作孔子思想言论及儒学经书,随意附合世事,传播利于统治阶级的舆论。此时的儒学已出现了宗教化的倾向或征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教的先驱者也立即使用谶纬之学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并行谶纬活动。
佛教的传入,对于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争议,有不同的观点。西汉时期佛教已经由中亚传入西域地区的一些国家之中。史籍中最早记载佛教进入中原内地的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这表明佛教开始在内地流传开来。之后佛教进入到统治阶级中,并得以承认。佛教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且广泛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宣传之教义深为统治者的欢迎。其主要宣扬神不灭论。人若欲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必须在生前消除欲望与忍受苦难,认真修行。这一主张对于众多劳苦大众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将这样的思想观念灌输给人民,使之愚化,无疑是统治阶级希望看到的。
作为舶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流行,也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某些借鉴的东西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结合前面所讲述的道教先驱者所做的各样准备,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道教的产生。
汉顺帝时,琅琊人宫崇献“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后汉书·襄楷传》),号称《太平清领书》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太平清领书》因此成为道教的经典。襄楷向桓帝上书时鼓吹“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阴阳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后汉书·襄楷传》)。以《太平清领书》为思想指导,各地方兴起了对道教的建设。顺帝时,沛人张陵入蜀,并“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后汉书·刘焉传》)。规定入道者须出米五斗,故称为五斗米道。同为太平清领道的另一个分支即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汉灵帝时,张角于冀州地区传教,自称“大贤良师”。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载:“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广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后汉书·皇甫嵩传》),公开组织信徒力量,取得民众的信任。以致“诳燿百姓,天下襁负归之”(《后汉书·杨赐传》)。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发展迅猛,道徒已逾数十万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势力范围涉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张角将部署、道徒分为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设置将军,统一由他管理指挥。并借谶纬之术宣传组织口号,言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是年为甲子年),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它向天下表明了东汉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的时刻即将到来。秦汉奉行“五德终始说”,即包含着五行相克和相生两方面的说法。相克次序为木德之后金德,金德之后火德,火德之后水德,水德之后土德,土德之后又为木德。相生次序为木德之后火德,火德之后土德,土德之后金德,金德之后水德,水德之后又为木德。秦和西汉时期依照五德相克的次序。秦朝为水德,以周为火德;西汉继秦之后为土德。西汉末年,改五德相生的次序。汉为火德,不承认秦朝,周朝为木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张角宣传的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么若依照相生的次序,应为赤天已死,黄天当立。若依照相克次序,笔者以为更没有这种可能性。吕思勉先生对此推断言:“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吕著三国史话》,23页)
无论如何,这一口号是能够为起义获得一些舆论传播作用的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在谶纬之学盛行的东汉,许多民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其实,此类的言论在当时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中载:“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可见,张角及其道徒所语口号,是代表了民众的意愿。在做了上述的准备工作之后,张角又命“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资治通鉴·孝灵皇帝中》)。这样,只待时机一成熟,马上发动起义。
这里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在太平道教发展的十余年中,势力逐渐壮大,对朝廷的威胁也日趋明朗,难道这没有引起王朝的丝毫察觉吗?其实,朝廷曾发“赦令”以遣散道徒流民,但几乎不见效果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又欲令各“州郡捕讨”。司徒杨赐因“恐更骚扰,速成其患”,故上书建议“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不久离任,计划未得以实行。之后司徒掾刘陶复言杨赐先前的建议,并“宜下明诏,重募(张)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上述引文皆出《资治通鉴·孝灵皇帝中》)。但皇帝均未采纳。
此时,统治阶级腐败,外戚同宦官忙于权力的角逐,使得国家军政事务的工作效率大为降低,对于许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统治者对待宗教的看法问题。封建统治阶级是需要宗教这一事物存在的,因为宗教中宣传的某些教义思想能够起到腐化、禁锢民众思想意识的作用。这是统治者非常愿意看到的,可以更加便于统治。因而,统治者在其允许的范围之内,往往提供一些宗教发展的空间,满足一些他们的要求,以为己服务。东汉期间,被谶纬化的儒家今文经学能够盛行的原因便是在于此。不过由于诸多因素的阻碍,儒学最终并没有形成宗教组织。也正是基于此,当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以及随之道教的形成后,统治阶级立即看到了它们的利用价值。儒家经学、本土道教、外来佛教三者在思想理论方面虽有相通之处,但本质是存在矛盾的,互相都进行排挤和争斗。统治者要做的只是调和儒、道、佛之间的矛盾冲突,尽力使之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以更好的为其服务。史载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得到了汉明帝的赞扬“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桓帝还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这些史料印证了上述所论观点。
然而,随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日益腐败,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地劳苦大众的不断反抗,先前尚被朝廷称为“善道教化天下”(《后汉书·皇甫嵩传》)的太平道,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足可使这个王朝覆灭的力量冀州道教灵符咒语算命。在这样的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状态下,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宗教的服务对象便不再是统治阶级,而是转而作为组织民众力量,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从而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将斗争的锋芒共同指向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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