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国宝是如何外流的？(转载):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根据斯坦因的记录，他离开时在敦煌城外受到地方官们的盛装欢送，他们根本不知晓斯坦因带走了什么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敦煌史话》记，敦煌文物中国现存2万件，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总数大约为5万件，主要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等。
藏经洞文书经卷及艺术品呈现的是敦煌的一度辉煌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自汉武帝，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随后在张掖、武威、酒泉、敦煌设河西四郡，长城修到了敦煌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敦煌成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门。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后，这个地区相对萧条下来。明王朝在肃州西筑嘉峪关，敦煌被置于嘉峪关之外，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就不再是东西交通的中转。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彻底荒凉，甚至渐渐被遗忘。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新设置了敦煌县，敦煌才稍有复苏。
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4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季羡林先生曾说，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敦煌及西域的文书文物发掘，复活了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往事。而藏经洞里秘藏千年的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大约从5世纪至11世纪，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导致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虽然还没有定论，但这些文书对复活一段历史的意义斯坦因胸有成竹，只是当时中国的文人官僚们对此没有意识。
藏经洞文物流散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开始的武威道观寺庙寺院。19世纪末，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沙俄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两个大国都在为争夺新疆这个还没被瓜分的地区做各自的准备。中亚的探险热潮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斯坦因在《考古与探险》中叙述的状况是:“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俄国觊觎的是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而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把新疆西南部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收集文物著称于世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也有附带任务，就是绘制地图，考古挖掘时，他常常在勘探遗址后，命助手和雇工挖掘，他本人则带着测绘员离开现场几天甚至一个月，勘测周边地区的地形地势、水文地理、交通道口，绘制地图。
1902年，“中亚和远东考察国际协会”成立，一个瓜分的狂潮来到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这些考察队从这个荒凉沉寂的地方不断发出惊人的消息，埋藏在这里的文明遗迹和文物牵涉到久远的时代，那些汉简、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文书上的多种文字都暗示着很多被丢失的记忆。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着各种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从1876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罗布泊考察，50年间进入中国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队大约有42支，其中仅斯坦因考察队就来过4次。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
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展示于大英博物馆，向世界宣布了这个密室宝物，紧随其后，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又运出一批，他到达北京时，消息传出，伯希和把随身带着的部分卷子在六国饭店展览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罗振玉每日到其寓所抄录，同时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但在运送路途中又遭到一次严重流失，一路上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而窃取的文物无非是拿去求官，或拿着卖钱，或纳入私囊。“文革”抄家时竟还有经卷被抄出。最后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为18箱，整理编号8697号。但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很难有精确数字。这些封存了900多年的文书、经卷及纺织品、绘画品在1900年被发现时究竟总数是多少，我们在不同研究著述中得到的数字都不尽相同。原因之一是以斯坦因为例的收集整理方式打乱了藏品原有秩序，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导致了很多难以复原的混乱。其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更使复原困难倍增。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些事实，是为说明，100年前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对中国学界实在是个惊醒，关于历史学的概念从此发生了现代转化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汉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但在这些历史文献被发现时候，中国学人们大多反应迟钝，不知其历史学的价值。最早收藏甲骨的人，只知秘藏从未想到刊布于世以供研究，如叶昌炽于敦煌文物;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王国维说:对这些神物“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收集一二供秘玩，斯已耳”。
“一战”时各国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考察由于战争而中断，1924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组成了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已经没有足够他满意的东西，他就在石窟剥离下26块壁画，搬走了一尊菩萨像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但这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启蒙了现代意识。华尔纳第二年又到敦煌时，带了两马车用于剥离壁画的胶布，但已经再难动任何手脚。华尔纳被迫离开敦煌的情景与斯坦因第一次离开敦煌时的情景已经有巨大的区别。1928年在学界敦促下成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1930年，斯坦因再次拿到中国考察的护照后，古物保管委员会向南京政府呈文，反对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的旅行，请新疆政府把斯坦因驱逐出境。
正是对古物主权意识的认识之后才带动了对其历史价值的认识武威道观寺庙寺院。4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因为洞窟中的壁画有很多是多层壁画，绘制于不同年代，而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他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他的愚昧与王道士虽有不同，但性质无异。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愤怒之至，在给中央研究院的信中说:“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做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1942年10月，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连载于重庆《大公报》，呼吁将千佛洞收归国有，交由学术机构管理。这个呼吁逐渐化成舆论，到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几乎是被赶走的。
1944年元旦，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而藏经洞文书在日后成就了一门敦煌学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俄国人奥登堡的敦煌之行是在斯坦因首次进入敦煌的7年之后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对于敦煌，俄罗斯人是姗姗来迟者，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掠夺中亚和东方艺术品的过程中，俄国人却是个大赢家。
这一切得益于俄国考察队领队奥登堡院士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藏敦煌艺术品的家底
“俄罗斯的敦煌艺术品主要存放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前往俄罗斯之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柴剑虹先生告诉记者。在艾尔米塔什访问考察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院远东部吴欣博士介绍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实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中最小的一个，前三名分别是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位于该馆三楼西侧的中国馆其实属东方部，那里除了中国文物，还收藏有大量中亚、中东、近东和远东许多其他国家的文物。敦煌厅并不是经常开放，博物馆东方部鲁多娃博士解释好几个中国艺术品展厅不开放原因是“博物馆经费不够，不能给全部房间提供供暖”。
“博物馆东方部的敦煌收藏品全部都是奥登堡从敦煌带回来的，主要部分是1930年7月和1931年11月，从苏联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进的武威道观寺庙寺院。1977年2月，大部分绢画和纸画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转移过来。”俄藏敦煌文物的历史和脉络，非专业学者很难弄清楚。80多岁的鲁多娃博士是当今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敦煌研究者之一。她在1943年从圣彼得堡东方系毕业后一直在艾尔米塔什从事研究。俄罗斯的敦煌文物（奥登堡搜集品）虽然全部在圣彼得堡，但是几十年中，不同种类的文物存放地点和机构却多次变动，因此奥登堡带回来的敦煌藏品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多年来一直不太清楚。
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提供的资产清单上，敦煌藏品一共是357件，但实际数量少于这个数字武威道观寺庙寺院。鲁多娃解释说，那是因为在修复过程中有些残片被拼成了一件。在敦煌收集到各种文物后，奥登堡把他的每一件搜集品——无论是一个完整抄本还是一块沾满黄土的泥块或被熏黑的纸片——全部编号。他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沿用了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开创的敦煌石窟编号，完成了对当时敦煌石窟的全部编号。
奥登堡搜集品的全部，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抄本，大部分出自18个敦煌洞窟，其中13个目前依然存在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但是由于其余5个洞窟目前还没有和敦煌研究院的编号对上，因此某些文物来源至今不清楚。不过鲁多娃说，几十年来奥登堡藏品没有什么散失，目前除抄本外，所有俄藏敦煌艺术品——其实是奥登堡两次中亚考察的搜集品总和——都被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包括佛幡、麻幡66件;佛教绢画断片137件;写本佛教会画断片43件;塑像24件;织物38件;写本残片8件，一共316件，“最主要的珍品都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里”。
1914年奥登堡抵达敦煌时，大宗的敦煌文物已经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来得早却不懂中国文化的斯坦因拿得多，来得晚但精通汉学的伯希和拿得精。奥登堡和他的考察队开始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那些已经脱落断裂成碎块的壁画，已经被践踏成泥团硬块的绢画和丝绸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带着洞内的泥土和尘埃，全部装箱带回了俄罗斯。鲁多娃博士认为，这正是奥登堡的最大贡献之一:由于他是站在一个科学工作者而不仅是文物收藏者的角度，因为他把那些被其他国家搜集者抛弃的文物尽可能地全部搜集起来。
直到30多年后的1947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最好的文物修复专家才开始在博物馆的大型绘画工作室内，开始时至今日尚未结束的修复工作武威道观寺庙寺院。鲁多娃让记者看一幅公元8世纪唐代《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就是一件被修复的珍品。从现存残件看，这幅绢画原来面积相当大，如今只剩右下角不足1平方米的不规则残片。尚未丧失颜料层的丝绸上画着靠近池塘的一组菩萨像和4个男性供养人。供养人的官服“垂脚蹼头”，显示出典型盛唐时期的服装样式和色彩。“从这幅画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唐代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鲁多娃说，这幅画是她亲自修复的。从当年箱子内的8团干硬的碎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前后用了差不多10年。
一件文物的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正如这幅画，不仅让后人直观了解唐人对于佛教的信仰之风，更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中国绘画风格的实物——事实上，唐代绘画的原本至今已极为罕见。作为唐代文化研究者，鲁多娃相信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唐代存在一种独特的肖像画，这种绘画表现形式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的画家顾恺之，以及公元6世纪色彩理论家谢赫的观点。顾恺之曾经说过:“凡画，人最难。”谢赫“六法”中认为“第一气韵，生动是也”，人的气质和内心是最能够体现人物画精神实质的。这幅《观无量寿佛经变》残绢画被鲁多娃认为是艾尔米塔什敦煌艺术的珍品，“这反映出顾恺之影响和风格的唐人肖像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唐代画风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绘画艺术”。
在艾尔米塔什接受莫高窟唐风中现实主义的源流令人惊奇和兴奋，因为飞天这类佛教艺术品似乎代表了大多数人对于敦煌艺术的印象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为此，鲁多娃提醒记者关注玻璃橱窗中两件护法兽塑像的价值。据奥登堡考察记录，这两尊高约1米的塑像出自莫高窟初唐时期321洞窟主龛的两侧。1942年鲁多娃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注意到它。“因为这种护法兽塑像和中国传统的‘镇墓兽’，以及传说中的麒麟区别很大。塑造方式基本采用写实手法，而没有魏晋隋唐时期同类雕塑中夸大头部的手法。在卫国战争中，许多文物被运到西伯利亚。由于干燥和搬运造成很多陶器和壁画干裂。这两件护法兽塑像由于用泥土塑造也曾产生干裂，我们最后用纱布把它捆扎起来灌入胶水等材料，最后终于修整复原。”鲁多娃说。
世界敦煌学家如今已公认，虽然从欧洲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物看，尤其在艺术品方面，俄罗斯藏品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你看看这个”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鲁多娃指着玻璃橱窗内另一个男性泥塑头像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这个造像猛看之下好像一个菩萨头部，其实却是一个写实作品。身躯已经永远遗失，脸上却拥有菩萨一般慈眉善目的从容，是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内最值得自豪的发现之一。鲁多娃示意记者蹲下来仰望这个唐代男子的面容。“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珠，他的嘴唇线条非常细腻，发髻用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方式盘在头上。”鲁多娃让记者膜拜她所赞叹的这件“伟大的中国作品”，因为“在世界所有其他博物馆的敦煌艺术品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头像”。
东方学研究所:浮出水面的俄藏敦煌抄本
相对于为数不多的敦煌艺术品，奥登堡敦煌搜集品中更大部分是敦煌抄本，主要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边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对敦煌学者来说，这是比俄藏敦煌艺术品更神秘、更渴望一窥的收藏。
“敦煌文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学者可以通过文书复原历史原貌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博士吴欣说，“中国过去的历史着重考据，主要依靠正史。但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需要从考古的方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法。敦煌文献就证明了二重论证。它提供了二十四史中没有的，先获得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和毫末。能最直观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生态。而敦煌便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吴欣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中亚粟特文化。在她看来，粟特民族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文字书写的粟特文信件，被称为“粟特古文信札”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这些信件是在武威（凉州）和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的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这些写于公元312年前后西晋时代的信札有两封是从敦煌寄出的，证明了敦煌和另一个发信地点武威都是当时粟特商人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明我是谁。”吴欣说，他曾经前往著名的粟特文化考古专家鲍里斯·马尔沙克在土库曼斯坦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让他们的国家找到了文明的源头和自信心。
柴剑虹先生的引见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的接待让记者有机会一窥敦煌文书原件，条件只有一个——不能照相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进入抄本收藏室厚重的木门，必须先按一下远在门厅之外另一扇大门上的电铃，之后才会有一个老太太开门。收藏室中是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柜子，两排两立方米大小的木箱子。敦煌抄本和其他来自中国黑水城和吐鲁番的文书抄本都存放在内。
波波娃介绍，东方学研究所所在地的前身是俄罗斯亚洲博物馆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苏联时代这里是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图书馆，直到1956年东方学研究所才搬到这个楼。楼内虽然古老陈旧，但至今仍显得豪华优雅。收藏室内是一个内两层楼。中间的厅大而高，靠南的一边还有一个二层内阳台，似乎原来是一个华丽的舞厅，厅内那虽然陈旧但依旧华丽繁复的枝型大吊灯便是佐证。“这个房子原来是普希金时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的府邸。”管理员老太太说，收藏室正是当年的舞厅。“我们查阅敦煌写卷在东方学研究所一楼的大厅里——据说是沙皇亲王宫殿的浴室改建的，现在成了会议室。”潘重规先生1973年来东方学研究所寻访敦煌抄本后曾经在《列宁格勒十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主人唯一保留的信息是当年的生活照片，安静而不起眼地放在一排存放资料的大柜子前。
查阅前的工作是借阅两本敦煌抄本目录武威道观寺庙寺院。陪同记者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亚丁教授师从著名的敦煌研究专家项楚先生，正好在圣彼得堡访问研究。刘教授特别指出敦煌文献编目的重要性在于，不但能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家底，也是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索引，因此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多年来一直被世界敦煌学者所关注。管理员提供的两本目录由俄罗斯敦煌学者孟列夫在1962年编撰。从“目录”中可以看到俄藏抄本大部分是佛教经典，刘亚丁说，这正是俄罗斯藏敦煌抄本的主体。此外还有大量世俗文书，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论语》等。还有很多是公文和普通人的杂写。相对于佛经，世俗的文书往往能够提供更加细微、并且正史所缺乏的历史信息，因此更有价值。
记者见到的抄本原件中有一张47个字的《左传》残片，“昭其数也 火龙黼黻 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 鸾和铃 昭其声也 三辰旗 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 登降而有数”书法流畅，笔法似赵孟《道德经》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相比今天通常看到的《左传》文本，这个不知道是何年代的残片中只多了最后一个“而”字。所以刘亚丁教授说，更有价值的是另一些杂写。比如写有“箭五支 刀一口 镜子一面 香炉并案经 中香一两 干鱼鹿脯 鹿角一具 牛骨一具 羊骨一具”等文字的杂写。似乎是某寺庙或家庭在节日或祭祀时采买的清单，让后人得以了解当时居民常用的多种生活用品。这正是中国的正史中缺少的信息。
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女士说，经多年清理研究，俄藏敦煌抄本目前确定的数量约是1.8万件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每个目录有一个俄藏编号，每个编号都是唯一。简单说，哪怕一个文书碎片，或者是只有一个字的一张纸片，都会有一个单独的记录。”编著目录是一个艰苦而艰难的过程，柴剑虹说，苏联之所以直到60年代才逐渐公布敦煌抄本的目录有各种原因，最关键是“二战”之后敦煌学研究人员的缺乏。“正如孟列夫博士所说，俄方1957年开始编写此书时，全力以赴者，实际只有他一个。其间虽然参加过几人，并不固定，时编时停，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他和丘古耶夫斯基二人。”自1962年孟列夫完成最初2本编目后，时至今日正在进行的还有3本。波波娃说，这5本目录包括5000份左右的卷子，但也只是全部15本抄本目录的三分之一。正如波波娃自己介绍，后续敦煌目录出得如此之慢，原因是东方学研究所内目前除了她以外，只有她的两个博士在进行这项工作。而她本人虽然是孟列夫的学生，专业却并不是研究敦煌。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1887年，他穿过苏伊士运河第一次来到亚洲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在印度，他找到了另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向。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他从大学开始研习梵文和波斯语，21岁在英国做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博士后期间，他结识了两位曾在印度理事会任职的前辈，那时候印度归东印度统辖。这俩人把他推荐给印度理事会，充任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牵制了他10年，从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看出，当时他反复要求一段时间特殊工作，或延长某假期，争取的是旅行考古的时间。
斯坦因之所以愿意到印度，是怀着一个世俗理想——以印度为跳板，在大学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职位，他的导师比勒教授在入职大学之前一直在印度，他想重复这条道路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比勒教授离开印度时有一大遗憾，从17世纪初来到克什米尔的欧洲人都从波斯著作中知道有一本成书于12世纪的梵文编年史《克什米尔王记》，比勒教授直到离开印度也没找到这个抄本，斯坦因后来找到了。
英国的东印度自1600年进入印度，成了印度的实际统辖，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被镇压后，英政府派去了总督，从东印度手中接管了印度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第一任总督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里设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职衔:考古调查员，担任这个职衔的是一个英国上校，他后来被认为是印度考古的泰斗，1870年建立了一个考古调查署。这个主管退休后，考古调查署解散。斯坦因在初到印度的10年间，一直四处讨好献媚，申请考察资金，以至于他在印度以利用社会关系出了名，1896年他参加了英印政府出资的边境考察。印度西北边关有商人来往于俄国、中国和印度的山口，英国和俄国都觊觎着中华西域，“边境考察”当然是服务于这场竞争的。斯坦因也由此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中亚考察。1897年底，英国驻军要对北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也来邀请斯坦因同行，印度总督提供了经费，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兴奋，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战，按他的字眼是说“观赏”炮击反叛者的“有趣场面”，他视这次机会为他“开辟了光辉的前程”。
这两次小小的远行让斯坦因的职业志向急剧改变，这期间，古文字学家赫尔勒一篇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抄本残片的研究文章发表，暗示该地区历史时间的复杂性十分难解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早在1870年，英印政府的一个政治代表团出访新疆时，就注意到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物。20年后，天山南麓库车附近一群找宝人，在一个古代遗址挖出一批文稿，当时，英印陆军情报官员鲍尔正在该地区执行追捕任务，他买下了这批书稿中的51页，带回印度交给孟加拉亚洲学会。这些从未被欧洲人发现过的古文字后来被东方学家辨认出是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时代为公元5～6世纪。之后，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而且带回了大量实物。接着法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古老的卢文佛典。这一系列事件，斯坦因看到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启发了他远行的具体方向——中国新疆。
时任印度总督对东方考古有很高的兴趣，很快就表示会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在所在的学校征得假期后，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写了一份意见书，申请政府支持他对中国新疆和田周边考察古遗址。他在申请中说，他的目标是寻找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并承诺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他不仅详细盘算了所需费用，还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甚至不忘提醒当局说，争取让中国政府指示和田的官员，允许他勘察、发掘，并拥有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购买文物。在申请报告中他特意通告政府，俄国科学院已经宣布准备派出考察队考察吐鲁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要开始再一次考察。1898年底他的申请得到批准。为了这次考察，他在两年里给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写了数不清的信。
他总是能忍受傲慢的官僚程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关键人物关注，他的朋友评价说，他是玩弄官场秘密规则的大师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第一次成功运用这种技巧，使他找到了《克什米尔王记》的梵文抄本:他到印度时候，掌握那个抄本的人已经死了，抄本被分成3份，由那个人的3个儿子分别保存，他们和父辈一样，拒绝把抄本出售给任何人。斯坦因和他们交涉了一年，毫无进展。后来斯坦因回忆说，尽管如此，他却在其中“学会了东方的谈判术”，又一年后，《克什米尔王记》的3部分抄本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
1900年4月，还没有拿到护照，斯坦因就到了克什米尔，为他历时10年的《克什米尔王记》译注做导言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完成这部书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完成了一个段落。
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更狡猾，他在给斯坦因申请考察护照时，只字不提挖掘购买文物，说那样反而会破坏计划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这次考察蓝图就是他写的那个详细的建议书，斯坦因有3本书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中国新疆考古》、《沙埋和田废墟记》和《古代和田》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长途探险，他不仅不懂汉语，还要穿过帕米尔山谷，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去。
“5月31日清晨，16匹马驮着我们的帐篷、日用品和器材等，已经整装待发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穿过克什米尔进入新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先到喀什。6月28日，一进入塔什库尔干，斯坦因的勘测工作就地开始。让他兴奋的是远远地看到了维吾尔语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座山峰以及更远方山崖上的塔什库尔干城墙，使他意识到“现在进入了要进行研究的地区”。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与地方官周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爆发。英印政府还是快速运来一批左轮枪和军火，委托斯坦因交给英印驻喀什的政治代表。7月30日到达喀什的时候，斯坦因带来的武器仅被视为一份礼物，因为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告诉他，在这个地区，可能的麻烦不会是义和团，而是俄国人。
斯坦因在喀什停留了5个星期做考察准备，马继业为他传授中国礼仪知识，介绍喀什的中国地方官，斯坦因在与中国官员寒暄中，很快发现大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很有用处，几乎能引起所有有文化中国人的好感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事实上，他也确实得到道台提供的帮助，保证了运输、供应和劳工，以及发掘和考察的行动自由。9月11日，斯坦因的考察队离开喀什，一个月后到达和田，在和田知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由“找宝人”组成的小队，给他探路。19世纪末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考古刺激了当地一种“找宝人”，找宝人为了钱在沙漠遗迹中寻找佛像、建筑上的金箔、饰件等等。在等待期间，斯坦因在附近测量山地，绘制了和田河支流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
一个月后，一个寻宝人带回了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佛像浮雕的残片，及一些婆罗谜文书碎片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这些从丹丹乌里克找到的文物让斯坦因惊喜不已，从寻宝人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斯文·赫定去过的“塔克拉玛干古城”。于是他决定去丹丹乌里克。到达那里，他把营地安置在遗址边，为了让民工们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挖掘。在沙漠下3英尺的深处，他们挖掘到了荒废的佛寺，发现了一些木板画、佛像、壁画、木碗，在一个寺院的藏书的地库里，他发现了渴望的手抄文书。有梵文的佛经，也有汉文文书，年代是公元7世纪的。30多人的挖掘队在这里忙了3个星期，挖掘了14座遗址，搜寻到180多件珍贵文物。拥着这些宝贝，他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1901年到了，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尼雅，他推断那里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的“尼壤城”遗址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和田知州潘震照样答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探访的人带回两块木牍，木牍上的文字与他在印度见过的一种公元1世纪写体很相近，这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发现的一个荒废的远古城址。他逐一考察，甚至从一个垃圾遗址中获得了10多件写在羊皮上的完整文书及数百片木牍文书。他在尼雅挖掘16天，获得了660件文物。丰富的收获吸引他先后4次到尼雅。前两次共发掘了53处遗址，将尼雅翻了个底朝天，仅卢文木简就有700多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五铢钱，还有木制工具、丝、麻、毛织品等，他从这儿带走的文物至今没有清单。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的这些遗址，现在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木牍文书上明确的日期是东汉魏晋时期，这片废墟已沉睡了1600年，说明这里不是斯坦因想找的那个“尼壤城”。
在这个巨大收获的激励下，斯坦因继续向东，在拉瓦克连续9天，斯坦因指挥他的雇工甚至晚上点起篝火连夜加班，从沙丘中挖出了侍从者小神像、小型壁画，及91尊大佛像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斯坦因将小神像和小型壁画装了箱，比真人还要高的佛像无法搬走，只好拍了照片，用沙子重新掩埋，为的是等条件具备，再把它们弄走。
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浩浩荡荡离开了拉瓦克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至此，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城遗址连续4个月的挖掘暂告一段落。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织物、木雕和还有大量木牍文书送往欧洲时，和田的潘震一再问:“为什么这些古代资料要运到西方去？”他没有回答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这年5月，他回到喀什，1500件收获物在这里被精心包装在12个大箱子里，带着这些大箱子凯旋伦敦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在接收这些箱子的大英博物馆里，他整理了他的宝物，1903年完成了他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他的中国旅行取得成功后，德国政府派出了格伦威德尔教授考察队前往吐鲁番，俄国虽然处于俄日战争，也派出奥登堡教授进库车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1904年7月，他为第二次进中国向政府及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发起申请，他要求的时间比第一次更长，经费更多武威道观寺庙寺院。英国税务和农业部规划了他的开支，大英博物馆负担大部分，用这笔支出获得斯坦因发掘的文物，英印政府支付一部分，也应得到文物的一部分。经过冗长的内部讨论，1905年底斯坦因的计划被批准了。
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来被看做第一次的延续，因为发生在敦煌的戏剧性事件，使这次旅行具有独立的意义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按此次探险笔记中的说法，他原计划调查罗布泊西部的楼兰遗址，这是1900年斯文·赫定的向导偶然发现的，后经发掘，证实是楼兰古城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敦煌的千佛洞也早已有欧洲探险队参观过，斯坦因当然对此有所了解，他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中，就包括要亲眼见识那些洞窟和壁画。他要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到达罗布泊，他的对手们都是从北面的绿洲的近路走，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困难。
1906年4月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组织队员，疏通路线，通知马继业告知中国边境的“按办”准备20头牦牛，同以往一样，英印政府的勘探局给他配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他首先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时的巴基斯坦也是英国属地。
英国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为他准备了8峰骆驼和马匹，找到了第一次到中国时雇用过的赶骆驼的能手，又一次带着斯坦因拜访衙门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斯坦因第一次到塔什库尔干就懂得了，测量工作要在中国守军休息时秘密进行，他的助手要在这时拜访当地地方官，大谈各种旅行的事宜吸引他的注意力，使其没功夫怀疑在要塞周围发生的事情。马继业给他的最大帮助是给他介绍了翻译蒋孝琬，这个蒋师爷在斯坦因的敦煌之行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蒋孝琬是湖南人，初来新疆是在1883年前后，给某官员做师爷。马继业看重他不仅能翻译，还有学识，身体好。开始他与斯坦因之间是通过一种新疆方言交谈，斯坦因掌握了粗浅的汉语后，他们之间几乎就是同党了。
6月23日从喀什出发，8月路经和田，因为他在这个地区发现尼雅遗址使他获得了荣耀，他自认这里是他的王国，经过拉瓦克时，5年前斯坦因用沙子埋藏的大佛像，已经被盗墓贼挖走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但尼雅则又一次给了他运气。离开尼雅，他12月到楼兰。这个古代时处于交通干线上的遗址，每一地点都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卢文文书”，成堆的古钱币、木雕和泥胎佛，斯坦因领着他的雇工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挖掘了11天后，粗略整理装了箱，但他似乎很不满足，在信件里说:“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片等等。”
1907年新年一开始，斯坦因转而西行，来到米兰古城武威道观寺庙寺院。斯坦因原计划只在米兰挖掘四五天，太多的出土物以及包装，花去了他18天时间。主要目标达到后他要去参观敦煌石窟了，3月12日，一到敦煌他就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武威道观寺庙寺院。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箓，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箓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武威道观寺庙寺院。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
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武威道观寺庙寺院。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武威道观寺庙寺院。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
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武威道观寺庙寺院。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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