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唐代之儒道释（整理而已，非吾之能）:兴化道观寺庙寺院
唐代之儒道释（整理而已兴化道观寺庙寺院，非吾之能）
初唐之时，李渊因歧晖资助有功，及王致远言“奉老君之旨…预告受命之符“等道士神化其“天命“之功；并且唐初门阀士族之传统势力仍十分之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兴化道观寺庙寺院。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而其时道士也为李氏王朝大肆渲染和赞赏，使唐代的建立乃是“奉天承运”。武德八年，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而据史书所载，李渊对于儒家之好感并不亚于道教，是以开唐之始，便下令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二年（619）下诏：““肤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昭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闻，当加爵土“
而其时太史令傅奕以传统儒家的立场出发，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去释教》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运；汉译胡书，恣其假托兴化道观寺庙寺院。故使不思不存，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门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
之人主兴化道观寺庙寺院。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李渊于武德九年便下令“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此举表面对佛道两教都进行沙汰，然而当时佛教徒和寺院的数量远较道徒及道观多，实际上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唐初的佛教徒及寺院之多，实和隋朝的崇佛政策有关，而隋未唐初战乱之时，百姓纷纷进入寺院躲避战乱，也形成此原因。
唐初统治者并非意欲彻底打击佛教，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实有利于唐的统治，而打击佛道虽然有利于儒家的发展，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不利，所以此诏令仅两月之余兴化道观寺庙寺院。而当时下诏，并非全因太史令傅奕的上书，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所以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当时儒佛的冲突甚是激烈，傅奕的上书，也引起中书令及佛教徒等的反对，佛教徒明概于《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反对排佛之事。并当时由于崇道而规定道士于僧尼之前，也引来佛道两教的冲突，但由于唐皇室始终支持道教，佛教在当时是次于下风。
李渊死后，李世民即位兴化道观寺庙寺院。道佛二教仍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 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叶。”这份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佛教徒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人上表力争，李世民宣敕严诫，众僧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拷问，将其流放益州，后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而李世民并非一意排除佛教，李世民的意图出发点仍是基于政治上的利益，并非盲目的尊道排佛，如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汉传佛经、佛像；再如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至天竺取经，实是偷渡越禁之举，而李世民并未就此降罪，反而令住锡西京弘福寺，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成就玄奘译经伟业及千秋功名，也奠定自唐至宋千百年来的佛教弘化基础。
而于儒家，李世民远比李渊卓识，这位唐英主明白唐王朝真正应该依赖的精神支柱只能是儒学，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兴化道观寺庙寺院。以为如乌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李世民执行重儒政策，尊崇儒学，提倡教化，设弘文殿集四部之书二十余万卷，殿侧开弘文馆，精选天下儒学名士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又诏勋贤二品以上之子孙来弘文馆就学，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立孔子庙于国学内，以宜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又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并常多次亲临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中若有学生能通一经以上者，便可得署吏一职。又于国学增筑牛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置生员。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蓄等诸国，也都派遣子弟请大于国学之内。“鼓筐而开讲篷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背末之有也。“儒学的地位提升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三教中居于中心地位。儒家位置的提高，在三教的冲突中，也转而出现了儒道联手对抗佛教。
李渊先前定下的先老、次孔、后佛的次序并不能使佛教徒心服兴化道观寺庙寺院。贞观十一年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使得佛教徒再次激烈反对，于是李世民在采用强制性的措施的同时，也对此作出让步，即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到弘福寺向僧人解释道先佛后政策的背景时说：“以老君是肤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并同时宣布一项变通政策：“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样，才将道佛之间的冲突基本平息。
李世民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着手整顿儒学，因其时儒学经几百年间的分裂和衰落，很难担当起意识形态的主角兴化道观寺庙寺院。据《旧唐书·儒学传序》，贞观四年(630),“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寺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十四年，诏日：“梁皇佩、裙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舷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毅梁赤、优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慢、何休、王肃、王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肖，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系统整理和对历代名儒的褒扬，提高儒学的地位，完成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新建构。此次起于贞观四年，成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参加者除颜师古、房玄龄、孔颖达等名儒领衔外，实际撰修者皆为各个门类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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